2013年7月10-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于美国华盛顿举行。若从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启动算起，这一世人瞩目的内阁级双边经济对话已经是第十次举行。但是，本次对话是双方新领导集体的首次对接，无疑给人们更多的期许。
虽然音犹在耳，但2003年以来美国最为纠缠的人民币汇率议题已然不再是双方对话的焦点。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美国软硬兼施、多双边并举亦未能强加给中国又一个《广场协议》，但人民币的累计升值幅度事实上亦接近了美国最初的预期。如今，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及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反倒日益成为中方的严重关切。
但是，美国已迅速切换到了新的议题，即中国的国企问题。美方并非挑战企业归国家所有的体制本身，而是质疑大型国企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各类法律和事实上的优惠和补贴。大型国企能从国有银行或资本市场获得廉价的融资，包括从政策性银行获得出口信贷到境外投资，尤其是争议的焦点，而背后直指中国的固定利率制等基本的财政货币政策。就其根源，美国关注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机会，但同样关注中国企业在非洲、拉美乃至美欧投资的快速增长给其带来的竞争。因此，如果说汇率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商品走出去，国企议题则更进一步针对中国的资本走出去，所涉经济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亦更进一步。
的确，美国跨国公司与政府联手发起的新议题又显得咄咄逼人，对此我们应理性应对。客观而言，国企改革也是国内舆论的共同指向，以外促内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推进改革的重要动力。关键问题是，应利用该议题切换将双边高层对话带入新的阶段，真正促进双方的合作共赢。一是，与汇率以及知识产权等议题相比，国有企业与投资议题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将更具有平等对话的性质。中国是潜在的资本输出大国，而美国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任意解释所谓“国家安全”，中国对美投资频频受阻，是近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美国正在实施基础设施的更新，促进经济复苏，如何确保中国的平等参与，也将是中国要价的一部分。
二是，该议题的商谈将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订的重要契机。国有企业议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一部分，有担忧其会间接地为中国制订规则。2012年4月美国新版双边投资协定样本审定结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亦在S&ED框架下重新启动，该议题无疑将是其中重要的谈判内容。全球供应链将推动全球经贸规则由贸易向投资领域深化，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将不仅有助于健全中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亦将具有重大的外溢效应。
三是，将双边对话机制由冲突管理引入合作推进。当初中美SED的诞生是为了应对日益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双方均认识到如今的S&ED应更体现战略性。而所谓的战略性不应仅是指对话级别的高度，更应指对话功能的提升。“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为双方确立一个共同的愿景，促进双方互信的建立，但其准确内涵需要通过S&ED的实践去界定。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