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中选精”战略障碍重重     政经“二元悖论”难以改观

　　在金融危机与“3•11”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的国内经济与出口制造业遭受重大损失。日本的经济界和政治界人士正在尝试从现实条件出发，修正并完善战略性的国家发展路径，以促使日本经济走上恢复乃至稳定增长的正常轨道。在此背景下，日本选择了传统的、但也是难度颇大的转型战略，即，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有序发展，促使日本经济实现根本性的蜕变。

　　西方发达国家在遭遇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往往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动，有节奏、有计划地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与消费重新恢复至新的平衡阶段。日本在当前内、外经济条件下，适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性指导方针，亦是正常举动。但是，日本国内的多数产业发展水平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中，处于相对层次和技术含量较高的顶部阶层。由此，此种“优中选精”的结构转型战略需要攻克的障碍更多、难度更大，自然会引发日本经济内部的一系列结构调整、规则再订、制度重审等现象频繁发生。

　　日本此轮产业结构转型，其战略路径是追求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更科学的市场操作。同时，充分考虑日本国内的现实情况，高度重视拉近高新技术产业与现实的生活、生产之间的距离，尤为注重服务型产业的提升与发展。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还隐含着淘汰产业、低端产业的新一轮向外转移，以系统性地构建“内外混合、以外助内”的完美统合。换言之，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与外部经济体并不是完全隔断、彼此独立的，恰恰相反，二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的经济结合体。而且，外部经济体将通过发挥承载由日本国内转移而出的部分产业的有效机能，进一步改善并深化其在日本产业链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分工及位置安排。同时，对于外部经济体自身缓解劳动者就业压力、改善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等亦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2011年通商白皮书》明确指出，随着日本企业加速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带动国内中间产品的对外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和专利权等收入的相应增长，这些获利资金回流至日本国内有效地刺激了国内的技术研发及设备投资的追加，对日本经济产生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加速低端企业的外移步伐，完善并促进“以外养内、外增内优”的整体经济结构的有效递进，即，通过外部需求的规模增长与有效刺激，帮助提升国内产业及投资的战略性优化升级。

　　当前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和其他相关产业正处于优胜劣汰的转型关键期。日本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孕育出了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内产业发展模式。当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袭来之时，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的日本国内一些重要企业，甚至是特定产业内的龙头企业纷纷倒闭。比如说，不久之前，芯片巨头“尔必达”、著名音响生产商“山水”等行业巨头公司接连申请破产，成为日本式产业发展模式的典型失败表征，再次验证保护主义指导下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行不通的。当然，这类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本身就是非市场化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完全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与传统观念之上的产业管理模式。再则，由于日本的传统经济生活趋向于托拉斯化的垄断寡头，市场竞争的作用无形之中被无限量地挤压，最终失去必要的生存空间。而且，主要商业和工业集团组成的财团之间拥有高度的默契与合作关系，制度安排下的生产、销售、流通等各关键环节缺乏必要的效率与监督，体制内部亦亟待引入必需的透明度和适度的竞争机制。更为严重的是，相互持股的现代日本企业股权结构下，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现象的发生，接连不断的企业破产或将威胁到日本整体产业、整体结构的完整性。

　　再换一个视角看看日本的产业转型战略。日本政府的当前外交战略存在政治与经济的二元悖论。也就是说，日本经济上向西看与政治上向东看（主要是指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并且短期内这种经济政治二元构造不会发生改观。但是，随着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的扩大与深入，经济合作的内容与实质将愈发受到政治关系的牵制和影响。而且，日本与亚洲国家及地区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如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日韩竹岛（韩方称独岛）领土争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在亚洲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政治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可谓是日本经济的左派革命，但半路夭折的结果令人遗憾。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寻求经济与政治方向同一性的愿望和基础已初见端倪，或许时间是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当前的日本产业结构转型说到底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关键是打破以金融财团垄断的传统经济格局，将合理的竞争机制和新鲜的经济血液融入宏微观经济的整体运行中。日本民主党上台之后，试图打破官僚垄断的传统政治局面，并一举拉开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但事与愿违，日本的政治改革最终在政治家与官僚阶层的妥协中草草了事。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文献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