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主义者具有三副面孔：往往以爱国自居、动辄骂别人卖国、结果以行动害国。

    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弥漫全国，爱国主义演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形成了谁都不敢被贴上卖国标签的氛围，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灾难的深渊。

    误国主义以爱国为名行害国之实，谋取私利，沽名钓誉，强硬之下不过是一种武装的自卑，值得引以为戒。

        面对中日关系目前的困境，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缓和之路。继鸠山由纪夫、山口那津男之后，村山富市和加藤纮一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对于这些肩负着历史责任的沟通和努力，日本各大媒体基本上都给予肯定，认为对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有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媒体认为，这些人是在实行“赎罪外交”，访华者是日本的“国贼”。对此，笔者不禁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曾对她提到过日本的“误国主义者”问题，主要是说某些自诩为“爱国主义”的人表面看来是为国家着想，其实是“误国主义者”。笔者认为，误国主义者具有如下三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往往以爱国自居。爱国本来是国民对祖国忠诚的自然表现，国家也当然希望和要求国民具有这种品质。但是在战前的日本，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夸大了爱国的精神作用，导致了对武力的疯狂崇拜，结果把国家引向了灾难的深渊。战后，天皇裕仁在写给现在的天皇明仁的一封信中就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军部过分强调爱国精神的作用，忽视了国力的差距。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石原慎太郎又有此种“爱国”冲动。他说：钓鱼岛要由东京都来保卫。于是，他挑起了此次中日争端，也使日本外交陷入了困境。可见，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谋取私利，沽名钓誉，这是误国主义者的本质属性。

        第二副面孔：动辄骂别人卖国。战前的误国主义者极端狂妄，他们曾宣称三个月之内可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而对于任何理性的言论，一律斥之为卖国。战后的误国主义者不但不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而且还把对那场战争持反省态度的观点斥责为“自虐史观”。最近，鸠山由纪夫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还表达了钓鱼岛乃争议之地的看法。于是，误国主义者们便说他的行为是卖国，甚至连内阁防卫大臣也称鸠山为“国贼”。言外之意，只有顽固坚称无争议的右派才算是爱国，只有他们关于修改“村山谈话”的动议才算是爱国。反之，只要是理性的声音和行动就是“赎罪外交”，并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第三副面孔：结果以行动害国。山本五十六是战前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是他制定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但后来有研究表明，山本的行动也有“违心”的一面，因为他曾认为国防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战争的胜败也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人。他还认为从综合国力看，“我帝国之国力较之美国有天壤之别”，同美国作战注定要失败。但是，当时的误国主义占据日本舆论主流，他们认为日本的海军是“无敌的海军”。在当时的舆论和政治环境下，山本不想成为“胆小鬼”，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下了和我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决心”，制定了偷袭计划，并决心同日本的“飞机和军舰共存亡”。结果，一语成谶，他的座机被美军击落，命丧布干维尔岛。日本也在遭两颗原子弹轰炸之后，宣布无条件投降。

        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弥漫全国，爱国主义演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当时的环境下，鼓吹大日本主义是爱国，承认小日本主义就是卖国；因为嫌日俄战后获得的赔偿少，就以打砸抢发泄愤怒；因为不满裁军幅度大于欧美，就可以刺杀首相，形成了谁都不敢被贴上卖国标签的氛围，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灾难的深渊。笔者认为，误国主义以爱国为名行害国之实，强硬之下不过是一种武装的自卑，值得引以为戒。

文献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