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日本在东南亚所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即，获得资源和确保市场，然而，政治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在日本的对东南亚政策中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切入”起初是从冷战角度开始的；然后，通过福田主义、东盟地区论坛和自贸协定等政治主张和平台来加强和充实；接下来又通过与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扩展其影响力；最后，通过“东盟 6”、特别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试图进一步掌握政治主导权，并形成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可以说，东南亚是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我们在关注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动机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其政治目的。

东南亚是战后日本投资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也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然而，东南亚对于日本的意义却决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政治“切入”侧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①]。所谓政治“切入”，意思是指日本从政治角度构建其接近东南亚的政策特点，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这个特点，揭示迄今为止日本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试图逐步取得对这一地区政治主导权的政策目标和它的大国外交意识。
一，冷战背景下的政治“切入”
战后初期的日本虽然主要看重的是东南亚的经济价值，目的是用它代替传统的中国市场，但是，在日本最初接近东南亚的探索中，冷战的政治角度也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一个重要侧面，著名的外交三原则，为日本“进出”东南亚奠定了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战后初期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扩大了日本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
（一）政治“切入”与援助东南亚的构想
近代以来，日本亚洲政策的核心一直是中国，它的海外经济活动的主舞台也在中国，但二战以后日本不但“失去”了中国，而且还因为冷战的原因一度不能与中国接近，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战后“因为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缩小，日本面临着必须面向其它地区，比如，东南亚，来扩展关系的命运”。[②]
当然，让日本接近东南亚的最初“发想”是来自美国，在冷战的背景下，东南亚无疑是两个阵营争夺的对象，尤其是美国更加关心这一地区的政治走向，并有意把它“开放”给日本，目的在于让日本放弃重返中国大陆的念头。这才启发了日本打算从冷战的政治角度入手接近这一地区获得经济利益要比接近中国容易得多的讨论。战后不久，为了配合美国在东南亚的冷战政策，吉田茂就提出了在新加坡设立反共司令部，使之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渗透的基地；他还提出过建立“亚洲版马歇尔计划”的建议，由政治包装的经济目的暴露无遗。吉田认为：防止亚洲的共产主义化，不能只靠军事手段，也要通过重视民族性和民生的经济援助，在这方面，日本可以进行合作，应该扩大对东南亚的经济技术援助。[③] 由此可以看出，吉田茂是“注意”到了冷战的政治意义而提出日本的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
（二）“外交三原则”与东西方桥梁的定位
日本从冷战的政治角度“切入”东南亚最有名的例子是“外交三原则” 的提出。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特需”停止，日本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这样，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亚非首脑会议为日本接近东南亚提供了一个政治机会。美国本来反对日本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考虑到日本能够既作为亚洲国家同时也作为美国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对会议进行“监视”，也就同意了日本派代表参加。事实上，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团所接受的政府“训令”也确实是“以自由主义国家一员来增进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为基本态度”[④] ，这是战后日本自称既代表亚洲又代表西方阵营外交构想的开始。
1957年9月，岸信介内阁在战后日本第一部《外交蓝皮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外交三原则，内容包括：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协调；坚持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在当时中立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正处于高潮阶段的亚洲，身为“自由主义国家一员”的日本，明确宣示自己是“亚洲国家一员”的意思，目的是要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接近，使自己在亚洲与西方大国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可以说，万隆会议是政治切入东南亚在外交实践上的开始，而外交三原则的提出则为这一“切入”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与援助的政治意义
岸信介内阁期间针对东南亚开发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即，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这个建议其实反映了日本要在东南亚建立经济机制的构想。对此，美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在必要的时候允许日本以亚洲国家的身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美国并不愿意“放虎归山”，支持日本以“亚洲国家一员”为借口重新在亚洲起主导作用。
岸信介的建议虽然没能成为现实，但是美国也处于矛盾之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对东南亚提供了军事援助，日本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该对这一地区提供经济援助，后来，美国总统约翰逊说过：“我们并没有要求日本出动军队，我们只要求日本提供经济援助”[⑤]。日本当然理解“经济援助”的政治意义，所以1964年11月，佐藤内阁上台后提出的亚洲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阻止日益扩大的中共对亚洲的影响与渗透”。[⑥]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零政变”，特别是比较“左”的苏加诺向苏哈托移交政权以后，佐藤政府随即向印尼提供了五百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希望印尼尽快摆脱中国的影响恢复中立政策或不结盟政策。
到了1966年4月，终于在东京召开了“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这是战后日本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东南亚国家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南越、印尼、柬埔寨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提出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和拿出GNP的1％对东南亚进行援助的目标。当时日本还提出了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实际上是岸信介“东南亚开发基金”的翻版，但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对日本仍然心存戒心，不愿由日本一国起主导作用，所以该建议并没被接受。但是，尽管如此，“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本身毕竟是日本从政治角度“切入”东南亚在外交行动上的一大进展。
二，政治“切入”与平等交流
经济援助有政治意义，而日本从政治角度“切入”东南亚，归根到底，还是为其经济扩张服务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起初政治“切入”与攫取经济利益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日本商人的唯利是图引起了东南亚国家人们的反感。为此，日本不得不调整和完善其政治“切入”政策，开始重视东南亚的感情，“福田主义”、“东盟地区论坛”（ARF）和“自由贸易协定”（AFT）谈判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一）“福田主义”
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在经济上“走出去”了，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投资和贸易都有快速的增长[⑦]，当时东南亚各国都到处泛滥着日本商品，其负面影响就是严重阻碍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反日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1974年，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就遭到了泰国和印尼学生的抗议，说日本是“新殖民主义”。1976年2月还召开东盟首届首脑会议，强调了地区合作、团结和“摆脱大国控制”，特别是他们还是拒绝了日本要求参加东盟首脑会议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外务省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其对东南亚政策，1977年8月，当福田赳夫终于获准访问东南亚并参加东盟首脑会议时，他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心心相印、互相信赖；日本加强与东盟各国互相合作，并促进与印度支那三国的互相信赖。
“福田主义”的提出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美国撤出越南后，在东南亚留下了政治“空白”，日本企图改变过去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东南亚国家，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增加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福田主义”指导下，日本一直采取支持东盟的态度，1978年还设立了“日本东盟外长会议”，后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共体也被邀参加，形成了“东盟外长扩大会议”，这样，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通过它与东盟的接触进一步增加了政治色彩。
（二）“东盟地区论坛”（ARF）与安保对话的建立
“福田主义”的提出，不但使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信赖加强了，而且还为日本“关心”该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提供了可能。1991年6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提议在每年例行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之后，就召开安全保障会议问题进行政治对话，1992年7月，中国、俄罗斯、越南、老挝受邀参加了“东盟外长扩大会议”。1993年，宫泽喜一访问东南亚，发表“宫泽主义”，表示日本将积极参加建立安全保障机制，这是日本对东南亚政治“切入”的重要举措。
本来东盟并不希望大国主导东盟事务，特别是在安保领域尤其如此，但最后还是决定设立了“东盟地区论坛”，并于1994年7月在曼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国包括东盟6国与对话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欧盟还有协议国家俄罗斯与新加坡，以及观察员国越南、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加上柬埔寨、缅甸、印度和北朝鲜的参加，已经发展到23国。
尽管从根本上说日本仍然认为亚太地区双边安保关系的核心是日美安保条约，“东盟地区论坛”离不开稳定的日美安保条约的保证和支持，是对日美同盟的一个补充而已，但是 日本仍然对该机制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参加，日本认为很有必要，他们认为把中国吸引到该机制里面，既能获得中国作为地区外大国对该安全机制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对中国的行动进行牵制[⑧]。
（三）自由贸易协定与经济合作的深化
“自由贸易协定（FTA）”问题和“经济伙伴协定（EPA）”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东南亚政治“切入”的调整，尤其是在与中国竞争方面反映了这两个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2000年11月，在“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鎔基提出签订10年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规定了双方除贸易自由化之外，在物资、服务、投资还有农业、人才培养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广泛领域进行合作。朱镕基的提议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震动，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签署了新时代“经济伙伴协定”，为了与中国竞争日本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包括自由贸易内容在内的“经济伙伴协定”。
本来日本主要是在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框架下展开其经济外交的，他们本来对两国间的自贸协定并不感兴趣，但是随着贸易结构的变化，东亚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到2007年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2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万4千亿元）[⑨]，自贸协定在其经济外交中的分量也开始逐渐显现。因此日本便把自贸协定发展成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伙伴协定”的形式。
其实，除了与中国竞争的因素之外，日本与外国签署“经济伙伴协定”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了，日本的企业已经开始了由欧美向中国、东亚的战略大转换，这意味着利益的源泉已经开始由欧美转向东亚，对东南亚的投资也逐年增加[⑩]，所以，日本需要东亚的稳定和地区内成本的削减以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获得最大利益。
三，政治“切入”的地缘范围扩大
日本外务省称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为“CLMV”国家，“CLMV”是这四个国家英文名字开头文字的组合。由于这些国家在冷战期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曾经是东盟防范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在发展与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也就相对晚了一些。但是，当这些国家加入东盟以后，日本便着手与它们接近，企图发挥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一）日本与“CLV”国家的关系
印度支那被麻生太郎定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上的“CLV”国家，“CLV”是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英文缩写。按照日本外务省的解释，“VLC”国家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最前线国家，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其实，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切入”早在冷战结束以前就开始了。
日本对越南的关心早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了，越南战争扩大化以后，佐藤内阁就进行过各种停战调停行动，日本在六十年代一直保持了与北越南的接触，并支持两个越南的构想。1973年越南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日本开始跃跃欲试，试图通过援助换取经济利益，当然，当时日本提供援助的对象是南越，也就是说日本想代替美国对南越进行援助，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1976年越南统一以后，日本马上决定对越南实施援助，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基本思考是：西方的援助对于越南脱离苏联影响有重要作用。但是，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日本不得不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后来越南从1986年开始改革，日本又出现了对越投资热，特别是两国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以后，不但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在政治领域，如，朝鲜核问题、导弹发射问题和绑架问题上都表示了共同的关心。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柬埔寨和平的贡献最为突出。参加柬埔寨的援建意味着日本开始参与亚洲政治问题的解决，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是日本战后首次参加的有关政治外交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日本的态度是站在东盟、中国和美国立场上支持宋双派、西哈努克派和红色高棉派，反对洪森、韩桑林派，后来在建立联合统治机构时倾向于支持西哈努克与洪森的联合执政。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最大的亮点是派遣了自卫队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明石康率领的维和活动，当时日本派遣了1300名自卫队员。1990年6月召开了有关柬埔寨和平的东京会议，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PKO法，为日本参加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机构，派遣自卫队参加柬埔寨维和提供了法律根据。
1992年，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柿泽弘治提出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东盟的知识、经验实现柬埔寨的复兴，从而提出了日本、东盟和印度支那“三角合作”的构想。接着1993年1月，宫泽喜一访问泰国时发表演说：“柬埔寨的和平不仅对这个国家的复兴而且为越南、老挝的开放政策也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为东盟与印度支那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这是我国一向的东南亚政策。”[?]他还提出了“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的建议，并于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论坛部长级会议。
日本对“VLC”国家的援助是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的，增加了政治影响力。比如，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就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对老挝进行援助，到了1991年后，日本开始对老挝的基础建设提供援助，他们在老挝援建的桥梁、道路，有的还被老挝的货币和邮票采用为图案。“VLC”三国都表示支持日本“入常”，还在朝鲜绑架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立场。
（二）日本与缅甸的关系
缅甸地处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出海口，与印度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还与朝鲜也保持了军事上的关系。日本对缅政策主要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将来的密切合作打基础。缅甸从1954年11月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以后，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吴·奈温总理深知日本有相当多的政治家是亲缅甸的，所以他一直推行亲日政策。
1988年缅甸政变以后，实行军事管制，因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和制裁，因为日本必须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这使得日本也不可能与缅甸过于接近。不过日本在与缅甸的接触中虽然也主张促进它的民主化和改善人权状况，但是并不想采取僵硬的对缅政策。事实上，日本并不主张孤立缅甸，为此，日本与欧美国家采取了相反的政策，首先承认了缅甸军政府，并且一直保持与缅甸军政府的政治接触和经济往来，还继续向缅甸提供经济援助。
日本还采取了既与缅甸军政府接触也与昂山·素季等民主力量接触的政策，以此来努力促进缅甸政治的“军转民”过程。对于缅甸的人权问题和民主化问题，日本政府主张缅甸军政府和民主势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日本提出的缅甸问题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全国所有政治势力在内的国民和解的民主政府。1997年7月，日本政府还支持了缅甸加入东盟。
但是，2003年，鉴于国际社会对缅甸的批判，日本也以人道主义理由停止了对缅甸的援助。特别是2007年9月，缅甸发生僧侣游行示威，缅甸政府对此实行了强制措施，其中，一名日本人在事件中死亡，日本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并再次要求缅甸实行民主化和改善人权状况。同年11月，福田康夫在新加坡与缅甸总理会谈，指出：缅甸政府应该与昂山·素季进行实质性对话，并劝缅甸政府回应国际社会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关注，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向缅甸提供支援。
总之，日本主要是考虑到缅甸军政府有长期存在的可能，尽管政治改革有可能推迟，但日本为了获得缅甸国境地区的资源和与国境地区的贸易特别是为了保持一定影响力，并不想把与缅甸的关系弄僵，而是尽量采取与缅甸拉近的政策。最近，在美国与缅甸进行接触的背景下，日本也马上恢复了与缅甸的接触。
四，政治“切入”与大国意识
日本在东南亚政策上的政治“切入”，也是其大国意识的表现，这一点与日本一贯主张的“亚太多边合作”构想，特别是它积极参与的“东盟 3”和积极主张的“东盟 6”机制化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明显反映了日本企图做东亚盟主的大国意识，而日本政治“切入”东南亚的深层意思也就由此显现了出来。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连接日本与东盟的纽带
日本一直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因为这个组织是日本企图把东盟纳入其“亚太多边合作”构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日本在这一地区发挥大国作用的关键所在。早在1973年，时任副首相的三木武夫就提出了“亚洲太平洋合作”的提议，当时他还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过：东盟虽然必要，但是更加广大的合作也是必要的。因为估计到可能引起东盟的反对，三木还提出了大洋州国家也参加的建议。[?] 大平内阁还设立了“环太平洋合作研究班”， 1980年1月大平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会谈时达成协议，设立了民间经济组织“太平洋合作会议”。
1985年，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主张，但是，在日本与东盟的关系问题上，为了打消东盟对“太平洋合作”的疑虑，他解释说：发达国家要协助东盟各国民间合作，发展太平洋合作。1988年外相宇野宗佑参加东盟与日本外相会议时发表了题为“日本与东盟合作关系的新纪元—亚洲太平洋发展的原动力”的演说，指出：日本与东盟两者的合作对亚洲太平洋全体的发展非常重要。1989年5月，竹下登在雅加达发表政策演说承诺：在亚洲太平洋合作中，东盟各国的意见最优先。因为当时正在讨论APEC问题，所以竹下的上述承诺被认为是日本承诺了东盟在APEC中的核心地位，这样，在日本的推动下，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韩国演讲时正式提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并与同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就此，日本一贯主张的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主义，终于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东盟也就被纳入到这个松散的论坛之中。日本的话语权和“提案权”得到充分表现。
（二）“东盟 3”与美国因素
日本发挥大国作用，离不开美国的认可。对于亚太经合组织，由于日本、澳大利亚特别是美国的参加，使它具有了大国控制的色彩，但是却使东盟的存在感实际上被稀薄化了。所以，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这是一个纯粹的地区性经济集团构想，是一个只包括东盟6国、中日韩、香港、台湾和印度支那的东亚地区多角合作构想。该构想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出现僵局的背景下，特别是欧美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为了加强东亚地区的谈判地位而提出的。
虽然该构想也重视日本的作用，但是它排除美国的特点使坚持日美同盟的日本处于了尴尬的境地，因为美国国务卿贝克当时就对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表示“美国不支持任何分断日美关系的构想”，[?] 贝克显然是在强烈批判马哈蒂尔，美国与其说是反对分裂日美关系，不如说是反对把美国排除在亚太之外。这样，马哈蒂尔的这个构想就成了对既主张“亚洲国家一员”，又主张“对美协调”的日本对外政策可行性的一个考验，日本陷入了两难选择，海部内阁虽然表示了马哈蒂尔的建议值得评价，但是主要还是采取了静观态度。
美国是日本发挥大国作用的后盾，同时也是“绊脚石”，于是，日本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对于马哈蒂尔的建议，与日本政府顾虑日美关系而不得不持慎重态度相反，日本民间特别是学术界已经开始探讨“亚洲价值观”问题，日本经济界也认为消除贸易壁垒最好的办法不是关贸总协定而是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在北美贸易圈和欧共体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界开始赞成亚洲经济圈的形成。[?] 其实，在日本政府内部，比如外务省中虽然北美局顾虑日美关系，但是亚洲局和经济局却倾向于促进亚洲经济圈的形成。
后来，马来西亚鉴于现实的困难修改了“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而提出了比较开放的“东亚经济协议会”（EAEC）的构想，这个构想就是当时的东盟9国加中日韩，共12个国家，后来这12个国家的首脑利用各种场合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着接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东盟 3”。日本参加“东盟 3”意味着它具有了从一贯主张的“亚太多边合作”构想的立场向东亚合作转变的倾向。特别是1995年11月，在大阪APEC首脑会议召开时，还召开了事实上的“东亚经济协议会”国家部长会议，尽管考虑到美国的感受，日本媒体并没有刻意宣传报道，其实，这是的“东盟 3”实质上就是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APEC在危机中的无所作为，为“东盟 3”的机制化提供了契机，也为日本的大国外交提供了机会。1998年第二次“东盟 3”首脑会议在河内召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和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东盟 3”框架的定期化。同年，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向金融危机国家追加300亿美元援助的构想（“新宫泽构想”）。 1999年第三次“东盟 3”首脑会议还发表了“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出了在金融合作方面“强化自助、支援机制”的必要性和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广泛领域合作的意向，会议还决定设立外长会议和财长会议，2000年达成了金融合作的两国间货币交换协定，即“清迈协定”。通过一系列机制的深化，日本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逐渐放开了手脚，日本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得到加强。
（三）“东亚共同体”与中日美关系的平衡
“东亚共同体”是日本作为大国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平台，而东南亚在“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则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日本政府对此表现了特别的兴趣。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南亚，并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11月，日本与东盟签订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协议，呼吁在自贸协定、贸易、投资、科学技术、能源、环境等广泛领域合作。2003年12月在东京召开了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东京宣言》，内容包括促进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以外，还包括反恐、消除大量破坏性武器的合作和价值观问题，特别是明确写进了关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的内容。2004年7月，日本外务省编写了“日本政府关于东亚首脑会议的文件”就把东亚一体化进程划分为：促进机能性合作阶段；地区规模的制度建设阶段和共同体意识的培养阶段，并指出第三阶段中关于“创造以共同价值观与原则为基础的认同意识”是最为困难的课题。[?]
日本企图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利用“东亚共同体”成为“政治领导”国家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的。2005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决定“东盟 3”与“东亚峰会”并行，这为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事务提供了机会。日本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东亚共同体”将建立在“东亚峰会”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它这种扩大“东亚共同体”范围的思考，是与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企图当东亚霸主的心态分不开的。如，前防卫厅长官、副外相卫藤征士郎就说过：“今后的日本应当以争当亚洲盟主为目标。为此首先要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日本发挥领导作用的战略目标”[?]。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近年来日本内阁都在相继提出亚太政策时特别提出了有关重视东南亚的构想，反映了日本人对于包括“东亚共同体”在内的任何构想都不能忽视东南亚的特点。
民主党上台以后，鸠山由纪夫从“脱美入亚”的角度，再次提出了亚洲地区一体化的问题，并且修正了福田、特别是麻生在一体化问题上的价值观思考。关于“东亚共同体”，鸠山虽然没有放弃“东盟 6”，但是他提出的构想更具有亚洲中心主义倾向，意味着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已经进入了如何平衡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层次，标志着日本的东南亚政治“切入”的难度和敏感性正在增加。根据战后日本重视东南亚的历史，相信民主党政权在构建“东亚共同体”，平衡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时也不会忽视东南亚的作用。因为在谋求大国地位和发挥政治主导作用的大国意识方面，日本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作为它的大国外交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的东南亚也就不会片刻从它的政治外交棋盘中被淡化。东南亚是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我们在关注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动机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其政治目的。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