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6日，围绕近期中印关系热点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印关系座谈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及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南亚研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主持，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华博士、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红梅博士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的原因”与“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议题展开。以下根据与会嘉宾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林民旺研究员指出，2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就有关边境问题阐明中方立场，表明了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愿。当前，中印双方一线部队已在班公湖地区完成脱离接触，一方面表明现地局势明显缓解，另一方面还表明中方希望双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共同巩固既有成果，进一步完善边境管控机制，不断增强互信。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胡志勇研究员强调，所谓“中印脱钩”只是表象。通过比较中印双边贸易额数据可以看出，202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77亿美元，超过同期印美的759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对华贸易依存度依然很高，远未达到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中印脱钩”、“印度制造”设想。针对上述情况，胡志勇研究员指出，在中国对印投资的过程中，倘若印度政府不讲信用，就应严控中资企业去印度投资，同时可以引导资本投资其他南亚国家，防范风险，保障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教授指出，印度当前急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因为印度认为当前国际局势对其有利，因此主动挑起争端企图逼迫中方让步。印度无休止地在边界问题上进行骚扰，意在提升中国维持现状的成本，从而为印度提高谈判筹码。尽管目前中印关系尚不明朗，但是印度作为中国一个搬不走的邻居，印度或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变量，我们需要重视与印度的关系，提升印度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培养中印战略互信，维护中印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锦前博士指出，中印边界局势缓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并未有较大的变化。第二，印度方面是主要原因。印度在边境问题的得失权衡有所变化，主要与美国政府的变化有关。第三，从中印双边关系来看，中印互为主要邻国，和则两利，虽然现实利益冲突较多，但本质上中印两国不是敌手。第四，国际环境的影响，其中疫情对印度的冲击很大，使其综合国力的发展有所减缓，印度的发展离不开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杜幼康研究员认为，分析中印边界局势缓和的原因，需要从印度国内、中国国内、中印关系以及国际战略环境四个层面来把握，其中印度对外战略的转向值得重视。首先，美国拜登总统上台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存在差异，这使得印度的对外战略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其次，俄罗斯对印度的对外战略也有一定影响。俄罗斯去年借口疫情取消一年一度并已持续20年的俄印峰会，在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不乏俄罗斯对于美印关系走近的警告意味。最后，印度一贯以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自居，长期以来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以获取自身利益，这说明中方也需要随时根据其对外战略做出回应。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震认为，中印两国边境争端的爆发是源于印度一贯的扩张思想，印度历次挑起争端是其认为国际环境与中印边境力量对比对其有利而做出的选择。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印度的这种扩张战略可能会从陆地转向海洋。中国的货物有60%途径印度洋，需要警惕印度在海洋方向的动向，我们要防范印度军事力量向印度洋甚至南海扩张，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产生极大的威胁。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加强有针对性的中国海军建设，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完善我方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武器系统，确保我军海上通道和航行安全。
上海政法学院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子龙博士围绕“多边框架下的中印关系”议题进行了阐述，其认为印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后将会利用这一职位积极扩大其在联合国的话语权和参与相关议程的设置。在竞选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印度虽然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多边机制改革、提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多边解决方案、加强全球反恐行动等议题，但因其自身能力欠缺，对联合国的改革能力尚显不足，恐难以担任此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郭学堂教授认为，印度近期对外战略的变化主要源于三点：其一，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诱惑。去年疫情期间，美国承诺从中国退出的企业可以逐渐转移到印度本土，因此印度提出和中国相互脱钩。其二，印度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就是成为一个强国。其三，印度外交有强烈的投机主义色彩，外部局势对其行为存在重要的影响，致使其虽有宏伟的国家战略，但外交政策难以聚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金英副教授从印度国内政治发展出发，指出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扩张迅速，在国内进行了多项经济改革，但成果有限，相反在政治议程方面却有大的突破。这延续了印度经济改革一向所展现的规律，即改革成功的经济领域主要涉及少数人利益，倘若涉及大规模的人群这项改革便难以成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印度反对党的势力过于分散；第二，印度政治生态出现较大转变，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其多项公共政策得到实施，甚至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已经全方位渗透进印度娱乐影视、教育等行业；第三，经济政策没有连贯性，甚至政策目标相互违背，同时疫情也使印度经济下滑加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姚远梅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莫迪政府对华挑起争端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印度正在建立其新型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废除克什米尔特殊政治地位、改革国家安全法等，印度旨在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谁是国家的敌人；第二，印度的民主名存实亡，印度在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和舆论管控等方面颇为严格，甚至为了主导国际舆论，不惜篡改历史和客观事实。
最后，上研院刘宗义秘书长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印度期望投靠美国来和中国经济脱钩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其中就有印度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疫情管控能力的战略误判，印度长期持有的这种投机之心只会致其经济政策难以有连贯性，错失发展的大好时机。疫情期间，印度企图依靠疫情击垮中国经济，但是中国以自己的疫情防控模式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印度和美国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另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当前中印关系不乐观，印度甚至进行三方联动，政府、智库和媒体三方联合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使得中印关系陷入低谷。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