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确立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关键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既要抓住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创新发展，又要把握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因素合理坚持中国外交的既有理论成果或及时与时俱进地加以更新。这样，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便具有三大使命，即理论传承、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理论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总体思想的坚持；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则更多集中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中国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问题多发的脆弱期；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于一个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的过程，彼此的战略疑虑和认知差距将大为加剧。[①]有学者甚至认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到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战略挑战期，[②]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双重转型的相互重叠。[③]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的发展还是国际体系的转型，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延续性，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国际体系的转型在体系性战争可能性相对较低的背景下也必将是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任务极为复杂，既要为应对现实和紧迫的理论与现实挑战提供答案，又需思考更为长期和战略性的国内与国际乃至世界性潮流。作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探索重点，总体上可归结为三大使命：理论传承，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理论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总体思想的坚持；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则更多集中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④]
一、理论传承
无论是就中国自身还是就国际体系而言，人们都更关注当下正发生着的重大和快速转型，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二者的一些根本特性都将长期持续。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家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等都将长期保持不变；对国际体系来说，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间权势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等也将长期延续。因此，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都需要坚持自身的理论传承，重点体现在中国特色外交的总体思想的传承上。

首先，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观。尽管美国正尝试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以加大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尽管周边邻国及其余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的路线仍持怀疑和担忧，尽管国内少数人出现骄傲自满情绪，但全人类和平与发展问题日益相互联系且仍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通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实现单个国家的（集体）和平与发展，仍是历史的要求。无论是气候变化、全球反恐、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粮食危机，还是高政治领域的领土领海争端、民族主义情绪、政权维稳，无不如此。

“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观意味着人类发展的途径有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途径现在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战争或军队的首要目的现在不是为了摄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是为维持既有或假想的生存质量做贡献。[⑤]二是任何国家的和平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促使一个崭新的全球体系正逐渐形成，意味着全人类的命运正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⑥]换句话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既是中国自身的主动选择，同时更是历史潮流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这一选择再一次引领了人类发展潮流，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传承这一内涵时，需要就此作更为系统的论述。

就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观而言，需要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继续坚持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国际的互动格局日益复杂：行为体的多元化导致主权国家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往往有着跨国甚至国际性影响；利益的多样化也使一国或国内行为体的行动可能对他国及其国内行为体的利益构成影响；一国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和利益也可能对其母国的政治、经济、形象等利益产生影响；等等。因此，就外交而言，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如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样，既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要求和历史选择。坚持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事实上背后还有一个道德逻辑的统一问题，中国需要的是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而不是像美国在国内搞民主、在国际搞霸权；消除国内外公民和企业等的差别待遇，既要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遵行国际规范，也要求外国公民和企业在中国遵行国际规范。

其次，要继续坚持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身份定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定位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一现象在未来十年仍将延续，并可能变得更为迫切，原因在于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⑦]目前，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两个重大争论。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⑧]并承认中国“虽强犹弱”的国际定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⑨]但仍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二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地区性大国，而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多次提出的所谓“两国集团”（G2）建议。很显然，无论是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地区性大国还是全球性大国，都必然导致与之相对立的质疑甚至批评；而选择一个居间的强调中国仍是一个“转型国家”的定位，反而会印证西方对中国担忧的“合理性”。因此，中国的身份定位不应纠缠于上述问题，而应着重突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或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即中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这一定位首先突出的是，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都将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积极一员、普通一员。其次，这一身份定位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事实上意味着中国与国际体系有三重关系：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中国外交继续坚持不称霸、不结盟的外交原则，既不因国内问题而陷入“孤立主义”，也不因强大而以国内需要决定对外政策；作为一个维护者，中国将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抵制美欧等在力量衰退情况下的不合理倒退——如采纳贸易保护主义或放弃市场开放原则等，反对不合理地将后现代观念引入国际体系——如选择性的人道主义干涉、对外援助附加条件等；作为一个建设者，中国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第三，要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倡导和主导的国际关系原则。在以美欧占据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遵守。随着国际体系从美欧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权势转移的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能得到更为全面的贯彻。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将强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地位，缓解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地位上升的疑虑。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外交仍需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不称霸原则。由于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援助不附加条件原则，中国为非洲提供的帮助不会影响非洲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进而为非洲带来了其传统伙伴——即西方国家——之外的替代性选择。[⑩]尽管如此，中国的这一实践仍遭到西方国家强烈的不当指责，特别是认为这往往支持独裁或腐败政权，进而破坏了西方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良治、人权等努力。[11]就此而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需要系统地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系统和理论性地指出，不仅诸如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也在践行对外援助不附加条件原则，而且美欧等国在其不具备相应的政策手段时同样不会附加任何条件，或者说西方的附加条件本身也是有条件的；二是应当特别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加条件不仅受到受援国的普遍欢迎，而且这一措施本身是对西方的善意展示，因为中国在努力避免与西方产生新的竞争——不能错误地假设中国如果附加条件的话会与西方的条件相同。[12]

在国家间的权势转移之外，国际体系还存着另一权势转移进程，即从民族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势转移。[13]这意味着中国外交在未来十年可能面对如何处理与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的关系的挑战。从根本上讲，可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部分要素、特别是后三项原则合理地延伸到处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中：互不干涉内政，要求非国家行为体不得独立或在外部支持下介入主权国家事务，而国家则负责管理和规范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平等互利，要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和平共处，要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宽容，建构全球治理的多层次治理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权势转移的和平实现。
二、理论更新
由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双重发展既有重大的延续，又有重大的变革，因此需要对中国外交的部分内涵加以理论更新，使其在不根本改变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更适应新的形势要求。换句话说，考虑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持续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本身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尽管这种理论更新更多是在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的层次。

第一，需要对中国外交的道义观加以更新。中国一贯强调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利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国际道义观念，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国外交的道义观应当进一步拓展。这又可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要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尽管中国一贯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平衡，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努力不够的批评仍不时出现。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甚至有人开始质疑中国的“双赢”模式，其批评核心为两点：一是“双赢”本身仍是逐利行为，中国不会在没有“赢”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二是由于中国的强大，“双赢”往往意味着中国“赢”得更多。[14]换句话说，西方往往指责中国外交缺乏“利他主义”精神。[15]就此而言，实现利己与利他的新平衡，就是要做到既站在“利他主义”的道德高地上，又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要求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实现两方面更新，一是如何为“双赢”战略添加“少赢”甚或“他赢”的要素，二是如何为从利他主义中发现商机提供理论支撑——这涉及下文所要讨论的理论创新之一，如同西方将发展援助演化为一种“发展产业”一样。

其次是要实现不干涉内政与避免道德淡漠的平衡。不干涉内政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通行准则，直接来源于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初的政教分离构想，并从最初避免普世性的宗教力量介入一国国内政治，逐渐发展为避免一国的世俗力量介入另一国的内部事务。[16]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关人权的理论和观念在经历了四代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普世性的人权国际规范，拥有了不容违反和不容置疑的普遍国际法规范的地位。[17]很大程度上，尽管“仍存在对人权国际规范的普遍怀疑……但明显地，人权国际规范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国际的‘文明标准’。”这一标准是“将人类从主权的野蛮之下拯救出来所必需的”。[18]这样，在发生一些违背人类基本道德观念的事态，特别是大规模人权侵犯时，坚持不干涉原则往往存在被指责为“道德淡漠”的巨大风险。很大程度上，为避免道德淡漠，不少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有限度地干涉内政的理念。例如，非洲联盟便在其宪章第四条第h款中声称，非盟有权在“严峻事态时无须成员国共同同意便可干涉，即战争犯罪、种族清洗、人道主义犯罪以及对合法秩序的严重威胁等，以便拯救非盟成员国的和平与稳定……”。[19]为了实现这一平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更新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不断更新对内政的合理界定，毕竟形势的发展事实上不断地将部分内政外移，同时也为内政不断添加新的内涵；二是提供“创造性介入”方法，[20]实现既不违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能避免道德淡漠；三是提供“建设性调解”的理论支撑，为特定情况下的建设性介入设定前提条件。

最后是要实现道义与秩序的平衡。这一平衡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恒久难题，冷战后变得更为突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更新应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权力重新分配与确保体系转型平稳进行的关系，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的建章立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乃至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等；二是探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特别是批判西方的选择性人道主义干涉、不加区分地强调“保护的责任”等；三是完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需求上升过程中的国家能力不足与非国家行为体增生的互生关系。

第二，对中国外交的体系观加以更新，即拓展中国对国际体系多极化的一贯强调，将重点放在强调国际体系的多样化发展上。尽管中国也强调多样性，但更多的时候将重点放在了国际体系的多极化方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大战略要引领人类历史潮流，就必须将重点从强调多极化转向强调多样性，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强调多样性意味着比强调多极化更为宏大的全球性视野。国际体系的多样性追求，意味着对发达国家一贯强调的西方化、单一化等的抵制，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抵制。[21]其次，强调多样性也意味着更大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多样性并不仅仅强调国家权势，还强调一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等。因此，追求多样性而非多极化，意味着对广大无法成为“极”的中小国家的更大尊重和更大关切。再次，强调多样性也意味着对新崛起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而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培育恰好是未来十年里中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其重要意义远超出对外交往的范畴。最后，强调多样性并不影响对多极化的持续强调，因为多样性包含了多极化，多极化只是多样性中的更为强调权势一个侧面。

第三，对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思想加以更新。从中国传统外交布局的视角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类型已然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冷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的关系相对单一：与发达国家关系更注重物质利益的交换，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和中欧关系的“压舱石”，今天仍不时能发现双边关系紧张时作为缓和关系的大宗采购；与周边关系也更注重物质利益，对于周边国家一度倡导的“亚洲价值”观，中国的支持力度并不大；与发展中国家更侧重于价值理念的共享，如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就维护传统国际关系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共进退；在多边国际组织中更重视宣扬中国的价值理念，将其当做中国价值观的宣讲台。[22]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世界对中国的广泛关注，上述关系模式都发生了快速变化，甚至有着完全颠覆既有模式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经济利益日益无法延续其“压舱石”的功能，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已经日益明显地主导着双边关系，经济对于降低或缓解这类价值观念摩擦的影响正在快速下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颇类似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演变，利益似乎越来越难以拴住周边国家，价值观念、特别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正日益主导其与中国关系的决策——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提出“亚洲精神”的原因之一；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正日益密切，进而导致的是诸多先前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却在快速消失——与其他因素、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民主化相联系；[23]最后，由于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等，多边国际舞台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世界就物质利益讨价还价的平台。[24]

未来十年里，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这一变化趋势不仅将得到延续，而且极可能加速演变。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必须前瞻性地就未来的可能互动类型加以研究，提出管理和引导这一演变的系统理论，最为核心的是正确处理不同关系中的义利平衡问题。
三、理论创新
对于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构而言，最为重大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理论创新。这既要求中国外交准确地判断自身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导致的中国可用和总体的实力地位，还要求中国外交能前瞻性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中长期趋势甚或潮流，进而确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创新的总体方向和重点议题。就此而言，需要重点思考的或许有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围绕超越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问题进行创新，其核心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如前所述，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日益将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特别重大的是，日益增生的全球性安全威胁已经不仅仅针对特定的民族国家，而是直接针对全球体系最为根本的两个要素——它们决定着全球体系的基本生存，即全球体系的操作空间——地球，及其基本组成单元——个人。[25]而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并行的权势转移进程，不仅使民族国家的命运相互联系起来，而且使民族国家与诸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命运得以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感。培育和强化这一全人类共同命运感、进而倡导一种涵盖西方所主张的“利益共同体”的更为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6]很大程度上是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建立超越各种人类分歧的理智共同体。[27]只有将人类共同命运有机地融入中国外交大战略之中，中国外交才能更为准确把握、甚至引领世界潮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形成要求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两个方面加以重大创新。一方面，要围绕人类共同命运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认可程度高的价值观念体系，大致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旨在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解决的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性危机下可能倒退的发展挑战；[28]提供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一方面需要总结中国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另一方面则需要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发展理念的更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第二，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不仅包含西方普遍强调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29]还应当包括当前危机状况下普遍的“免于倒退的自由”。第三，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正或正义观，抵制西方当前仅强调民主、人权等局部性和失衡的公正与正义观。最后，鉴于美欧等在经济困境下逐渐放弃对部分价值观念的主导权，如全球化与市场开放等，需要思考中国如何合理接手，成为这些价值观念的首要倡导者。

另一方面，要围绕体系性危机频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危机应对理论，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所主导的“利益共同体”和“志愿者联盟”方式。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应对全球共同危机时，更多采取提供封闭式的俱乐部公共产品的方式，即通过提供某种或某些局限于特定俱乐部范围内的物质或政治获益，而实现资源的汇集进而共同应对危机，其最为明显的体现包括“利益共同体”和“志愿者联盟”两种方式。前者强调将危机转化为商机而寻求共同应对方法，特别明显的是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如创建碳关税、限制与交易系统、清洁能源机制等。[30]后者尽管没有直接涉及商业利益，但却试图通过创造一种价值观联盟而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体现在美国的全球反恐努力上。[31]无论何种方式，其提供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开放性质的，更多局限于特定的小团体之内。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创新应将重点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上，始终坚持两点：一是强调应对方式必须是开放的和包容性的，创造性地设计各国发展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系机制；二是应对时不仅要强调利益，更要强调公平正义，创造性地设计未来国际领导权的分享机制。

其次，要围绕“稀缺”问题的解决进行理论创新。“稀缺”是人类政治中的普遍难题，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外交必须解决两个“稀缺”：一是国际政治地位稀缺，一是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源稀缺。

就地位稀缺而言，需要系统论证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对当前主导国际体系的基本态度。尽管中国一直声明自身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但国际社会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后果表示担忧，视中国正常和合理的国家建设为潜在威胁。因此，相关的理论建构努力仍需要说明以下两大问题。首先是中国对体系现状的态度：中国是否对现状（完全）不满？是否崛起大国的不满只要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仍可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抑或崛起大国不能有任何不满？是否中国任何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的举动——有时表现得“强势”（assertive）[32]——都等同于中国要修正现状？其次是当前的体系主导国家对崛起国家的态度问题。[33]感受到地位稀缺威胁的可能不只是崛起大国，而首先是体系主导国家。必须指出的是，体系主导国家拥有相对于崛起大国的更大的权势，并可能采取预防性打击或至少是某种打压动作，进而诱发霸权战争。[34]就此而言，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这条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35]是相当正确的。但就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建构而言，不仅需要系统地说明外部世界的理解与支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还要深入探讨如何获得这一理解和支持的途径与方法。

如果说地位稀缺更多是观念性的，那么资源稀缺便有着切实的物质关切——它不仅涉及各国基本的生存必需资源，还涉及当前相当盛行的与安全心理相关的生存质量问题。[36]如同卢梭所言，一个资源充分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谐的“自然状态”，但一个资源稀缺的“自然状态”就会转化为“战争状态”。[37]因此，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需要基于中国的经验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有能力——可能是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技术创新、在现有资源枯竭前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38]确保人类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导致其他国家既有生活水平的下降；恰好相反，中国的和平发展一定会为全人类生活水平的共同提升作出巨大贡献。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确有能力实现与世界各国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开放性发展和包容性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外交大战略所需要强调的人类共同命运相关。

第三，要围绕中国的长期大战略进行理论创新。结合未来十至二十年内国际体系转型将进入最后塑造期，和中国在2050年前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可能性，未来十年将是思考和最终确立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关键时期。就未来十年而言，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建构需重点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要创新性地细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阶段性目标。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39]和平发展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尚不够明确，但这正是国际社会所期望了解的。国际社会更多的担忧是中国国内发展的可能方向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而导致对外“掠夺资源”？[40]是否会因为快速富裕导致的社会转型刺激国内民族主义的上涨和中国外交的非理性行为？[41]会否出现因经济增长放缓（软着陆）甚或逆转（硬着陆）而导致中国国内矛盾激化及由此而来的通过外交转移国内关注的可能？[42]等等。这样，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重点将包括：短期内如何通过替代性措施缓解因中国崛起而恶化的国际资源竞争态势，如何促进社会转型进而培育理性的、不骄不躁的、不卑不亢的公民情绪；中长期内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发展的资源稀缺问题，如何缓解甚或避免中国发展阶段的提升导致的与国际社会的资源和市场双重竞争局面，如何系统说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人类共同理念之间的兼容并包，等等。

二是要系统性地提高外交大战略的执行能力。大战略的执行一贯是困扰世界各国政治家的重大难题，历史上不乏合理的大战略最终因执行能力而失败的案例。[43]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执行能力培养，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维护好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必须按照手段或能力定义目的和目标，以达到对大战略而言差不多最为重要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必须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在所涉问题上的可用能力、关于能力或手段的现实与关于它们的想象，并注重资源的节约问题。[44]中国外交六十年的经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中国与世界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外交的总体能力、实际可用能力及潜在可用能力的变化也相对快速，这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决策体系和领导体系。未来十年内，随着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乃至公民社会日益参与到外交决策与执行中，外交决策和执行的行为体多元化趋势将明显加快。这可能为当前运作较为顺畅的大战略决策和领导体系构成新的挑战，因此需要前瞻性地思考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结束语
    由于中国自身和国际体系的双重转型的相互交织，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关键十年。在这个新的十年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需要透过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双重转型看到二者背后的延续性，进而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观，坚持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身份定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政策思想。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需要同时顾及体系与自身的变与不变，与时俱进地对中国外交的部分理论内涵加以更新，特别是更新自身的道义观、体系观和外交布局。此外，基于对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的未来发展的准确判断，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还需要围绕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国际地位与战略资源的稀缺问题以及中国外交的大战略塑造等进行理论创新。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上述三大使命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理论建构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更为宏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努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要素，其首要出发点是服从和服务于后者的建构。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