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研究
李建波,崔建树
2012-12-18
地缘政治环境
简介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久拖不决,主要原因在于阿富汗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态势极其复杂、阿富汗国内政治重建进程步履蹒跚、“反恐”行动不仅在国外而且在美国国内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等。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尚无应对阿富汗困境的万全之策。其在阿富汗最乐观的前景可能仅在于阻止塔利班重新上台。
正文
历史上,阿富汗因地理环境复杂和居民好勇斗狠,使外来征战者——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大英帝国到苏联——均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最终折戟沉沙,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世界性强国。自比为“当代罗马帝国”的美国于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与阿富汗相比,一方是拥有“拨开战争迷雾”技术能力的超级大国,一方是几近原始的部族国家。但是,占尽绝对优势的美国并未如鼓吹发动战争的新保守派估计的那样,获取胜利犹如探囊取物。恰恰相反,这场战争久拖未决,在战争持续时间上已超过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目前,美国政治精英和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前景日益失去信心,急于寻求体面的解困之策。[①]
一、美国在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困境
据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副司令迈克·德龙回忆,“‘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②]于是,在“民意”和新保守主义分子的裹挟下,美国像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一样,一头扎进阿富汗这一深不可测的泥潭。
之所以将阿富汗称为泥潭,是因为这个国家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环境极其复杂。用德龙的话说,“阿富汗是一个地域偏远的国家,地形极端、气候恶劣——既有冰封的雪山,也有酷热的沙漠。它还是一个大陷阱,有将近1100个矿山遍布全国。这个国家完全处于内陆的封闭环境中,南邻巴基斯坦,西邻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一小块地区和中国接壤,我们的军队要进入这个国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德龙的话一点没错。阿富汗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山地国家,全国89.9%的地方海拔在600米以上,国土的五分之四属于兴都库什、科希—巴博、帕罗帕米山脉,这些地方的海拔高度处于3000—7750米之间。平原面积仅占五分之一。[④] 全长1200公里的兴都库什山是阿富汗最大的山脉,它是喜马拉雅山的余脉,从阿富汗东北部向西南倾贯全国,将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地区分隔开来。兴都库什山在东部与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连在一起,形成一道拱形天然屏障,将阿富汗与周边地区分隔开来。在阿富汗的东部和东南部,苏莱曼山蜿蜒700余公里,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在兴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之间是加兹尼—坎大哈高原,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20%左右。哈什沙漠和达什吉—玛尔戈沙漠位于加兹尼—坎大哈高原的南部,自西向东长540公里,由北向南绵延580公里,基本上是没有水和植被的死亡地带。严酷的自然环境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对美军则构成致命威胁。“高耸山谷岩壁里有无数的洞穴,成千上万的灌木和杉树中隐蔽着空隙,它们之间极其细小的缝隙对于一名步兵来说,那看上去都像是死亡陷阱。”[⑤]此外,在战区开展平叛任务的士兵还不得不忍受恶劣气候的折磨。“日复一日,士兵们在高温里被烤干,长期跋涉在山脊上抵挡叛乱分子的集结。他们破烂的军装发白,是出汗蒸发后结成的盐晶。一连几周他们没有洗过澡,整天都臭不可闻。”[⑥]美军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在阿富汗战场,美军的许多地面部队不得不“骑在马背上作战”,因为“阿富汗的山川地带缺少平整的道路,加之阿富汗是四面环山的内陆国家,很难将军备车量输送进去,因此和‘悍马’越野车相比,马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⑦]
由于自然资源极端贫乏,阿富汗人团结好客;另一方面,贫困也驱使他们要到财富较多的地区抢夺财富,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惯。[⑧]恩格斯在给1858年版《美国百科全书》写的“阿富汗”词条是这样描述阿富汗人的民族性格的:“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只有在受人挑拨的情况下才例外;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哪怕是一个使用奸计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其他任何危险。”[⑨]在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人们对强调荣誉、热情和复仇的“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行为准则非常自豪。对外来入侵者,阿富汗视之为是对他们荣誉的挑衅,而对死于异族人之手的同胞,他们则坚决要以血洗血,对于自以为是来解放阿富汗人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阿富汗库伦加尔地区的一名长老是这样形容美国大兵和他们对美国大兵态度的:“他们[美国人——引者注]向人们开枪射击,抢劫我们的家园,还杀害妇女和儿童……每个人都恨他们。”[⑩]在草木皆敌的环境下,美军无论在何地巡逻,叛乱分子都了如指掌,而美军则要靠高科技窃听手段掌握叛乱分子的行踪。正如一名美国军人所说的那样,“过去的14个月里,我看到了大约30名穆斯林游击队员。他们大多穿着军裤,或者挂着用来装AK弹夹的胸式背带。他们总是把我们在哪儿巡逻弄得一清二楚,然后从山上或山脊上向我们开枪。一年里我只干掉了一个。”[11]
美国要在阿富汗彻底清剿叛乱分子,其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对美国人来说不幸的是,阿富汗却是一个四战之地。如前文所述,由东北倾贯西南的兴都库什山是南亚次大陆和中亚的分水岭,通过兴都库什山北面的平原地区可以直抵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12]和里海北岸,进而直抵俄罗斯和东欧平原。另外,由于兴都库什山向西南逐渐沉降,可以居高临下雄视伊朗和两河流域。“处于伊朗、中亚、阿拉伯海和印度之间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通向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走廊和桥梁,导致外部势力格外关注甚至积极参与阿富汗事务。[13]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阿富汗“的确是一个征服者们或天才政治家用剑在中亚心脏地带雕刻出的一个地理单位。”[14]
在阿富汗越陷越深的美国逐渐意识到,要在阿富汗铲除对手,需要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合作。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大多数战略家已形成共识:要想取得成功,“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战略需要着眼于整个地区。这个结论得到美国军方的认可。麦基尔南将军在2008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解决阿富汗问题“需要采取区域性措施。”[15]彼得雷乌斯将军在2009年年初则进一步呼吁,“实际上,那些想帮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应扩大队伍,至少要把中亚各国、印度、伊朗包含进来,甚至要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16]
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阿富汗周边国家在与美国合作问题上或者态度暧昧,或者言行不一。在阿富汗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局的影响最为深远。两国有长达1500英里的边界,北起兴都库什山,南到沙漠地区。美军在阿富汗镇压叛乱分子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但巴阿之间的边界却是开放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是贾拉拉巴德通往巴基斯坦重要城市白沙瓦的关节点;杰曼山口和博兰山口则连接着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和巴基斯坦的奎达。受到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追击的反叛分子在阿富汗境内无路可走时往往遁入巴基斯坦境内。美国人深知,“当一个顽固的敌人在隔壁有一个避难所时,是不会赢得战争的。”[17]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诱之以利,向其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作为协助美国反恐的回报;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向巴方施加强大压力,令其配合美国反恐。
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威逼利诱效果不彰。之所以出现这种令美国不快的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边境地区。沿巴阿边境的联邦直辖部落区有较悠久的自治传统。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增强英属印度的边界防御能力,英国就赋予该地区部落半自治权,设立部落“局”,负责他们自身的安全。一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对此地控制较弱。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政府试图借鉴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一些做法,来稳定阿巴边境。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巴基斯坦当局与当地政治领袖达成一系列“停火”协议,主要内容是政府结束平叛军事行动并从检查点撤出军队,叛军则相应结束对政府官员的袭击行动。[18]政府的退让令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其他反叛组织乘虚而入,将之作为避难所,建立了150多个叛乱分子营地。[19]躲避在巴基斯坦边境城镇里的基地组织、古勒卜丁伊斯兰党以及难以胜数的塔利班分子在完成训练和休整后,便开车来到边境,步行翻过杜兰线,越过库纳尔河,到佩赫山谷两侧骚扰美军。其次,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有不同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有激烈的边界争端。[20]因为边界争端,阿富汗在1947年坚决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1949年7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杜兰协定”,导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由于边界问题,阿巴两国关系多次出现危机,还于1955和1961年两度断交。尽管历史上两国就边界问题不断举行谈判,但始终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即阿富汗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时期,两国关系好转,塔利班对“杜兰线”持默认态度。2001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新上台的卡尔扎伊政府拒不接受“杜兰线”,双方为此一度爆发边界冲突。因此,巴基斯坦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在其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至少并未如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所预期的那样竭尽全力,旨在对卡尔扎伊政权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施加压力。
此外,跨境民族问题又与“杜兰线”错综交织在一起。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族,占该国居民总数的42%,但分布在“杜兰线”另一侧的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人口却远多于阿富汗。1947年印巴分治时,以阿布杜尔·加法尔汗为首的“红衫党”提出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建立独立的“普什图斯坦”国。加法尔汗的要求得到阿富汗的支持。1949年,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出台决议,支持“普什图斯坦”建国,两国关系因此紧张。除了边界和跨境民族问题外,巴基斯坦出于和印度对抗的考虑,需要确保阿富汗成为它的地区盟国。但是,如前文所述,因为阿巴之间有边境和跨境民族问题,除了它一手扶植的塔利班外,巴基斯坦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巴基斯坦在清剿其西北边境地区反叛势力方面“表现不佳”,美国方面对此颇为恼火。2008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大卫·麦基尔南把美军受挫的原因归咎于巴基斯坦:“问题均可追溯到那里的据点……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激进的叛乱团伙能够逍遥法外。”[21]这是美军高级指挥官第一次直接指责巴基斯坦挑起阿富汗叛乱。在学界,也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建议美国停止援助巴基斯坦。如巴内特·鲁宾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建言,“美国应放弃、而不是加强美巴军方之间的特权关系。”[22]此后,美国不顾国际法的规定,总统授权美军使用地面部队或者“捕食者”无人机越境到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打击,导致美巴关系骤然紧张,并致使巴基斯坦缺席2011年12月举行的“阿富汗重建大会”。
伊朗是阿富汗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它对阿富汗的未来形势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伊朗与阿富汗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一直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官员的估计,伊朗是仅次于美国的阿富汗重建第二大援助国,尤其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省,它的援助活动最多。并且由于伊朗是阿富汗海洛因一个主要出口地,于是不免要担心由此而引起的犯罪和吸毒问题,因此,伊朗官员与阿富汗政府在有效打击毒品上有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让阿富汗保持“国内混乱状态”可以拖住美国,使美国不敢对伊朗轻举妄动。
二、美国对阿富汗政治重建政策陷入困境
鉴于开支巨大以及美国国内民众反对长期卷入阿富汗事务,美国出于长远考虑,必须培植一个强大稳定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早在2001年12月,在美国的操纵下,参与联合国阿富汗问题会议的各方签署了《关于在阿富汗重建永久政府机构之前的临时安排的协议》(简称《波恩协议》),开始了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2001年12月22日,经过千挑万选,温和派人物哈米德·卡尔扎伊被立为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在卡尔扎伊受命之初,美国在阿富汗政治重建方面可谓雄心勃勃,企图将其打造成一个美式民主国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样板。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建设,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仍然步履蹒跚,远未达到美国的原先设想。
首先,美国在阿富汗遂行反恐行动十余年来,阿富汗国内政治的碎片化趋势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卡尔扎伊与其说是“阿富汗总统”,不如说是“喀布尔市市长”。阿富汗战争之初,为了让卡尔扎伊能控制住阿富汗局势,美英两国对地区军阀重拳出击,希望将之不断边缘化。但是,阿富汗历史发展所处的阶段仍为部族社会。“首先,阿富汗人口以严重、多面的分裂为特征。居民首先是按民族和语言来分类的,但也按派别、部落、种族来分类,所有这些又通过人口在全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空间模式而得到加强。其次,阿富汗的宗教结构建立在根据当地风俗对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同解释的基础上,这就使得这个国家尽管统一在一个信仰之下,但又存在着数百种不同的宗教习惯。第三,部落社会的分组依然存在,社会体制建立在对派别的忠诚基础之上,强调地方高于上一级的认同结构。第四,阿富汗复杂的地理特征和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的落后,不仅使其在国际上孤立,也拉大了人民与政府的距离。”[23]也有研究阿富汗问题的学者指出,“阿富汗国内相互敌对的政府、派别、部族和军阀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事实上,这些世人尽知的乱局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有的只是动乱的程度不同而已……阿富汗的战争基本上都是源于种族或社群之间的敌对。”[24]美英两国不顾阿富汗上述特殊国情,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打破了喀布尔与地方之间的传统的分散平衡状态。[25]更麻烦的是,美国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卡尔扎伊政府控制力太差,只能求助于地方势力,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这又反过来推动了阿富汗国内的军阀化,背离了美国在阿富汗建立强大中央权力的初衷。
其次,阿富汗政府内部腐败猖獗,导致民心离散,重投塔利班。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国主导设计的阿富汗政治体制,旨在强化中央权威,其措施之一是赋予总统任命阿富汗各省省长的权力。权力的集中导致腐败猖獗,而且这种集中的权力在对付反政府武装和叛乱方面还无所作为。在2010年,《华盛顿邮报》驻阿富汗的记者对阿富汗政府的运作进行了广泛调研,认为“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九年,但是美国政府面对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扶植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26]越战老兵和反叛乱行动理论家宾·韦斯特曾在3年时间里8次前往阿富汗,调研美军的反叛乱行动及其效果。他采访的一名名叫亚齐·科罕姆的阿富汗警察告诉他:“我每个月收入250美元……我要向银行付10美元,向借钱给我的人还10美元。我想要个身份证,但这要花去我10美元。每件事情都得再花钱。”[27]科罕姆的遭遇绝非个案,在阿富汗的军队和警察系统,“每个级别的指挥官都是用钱从上级指挥官手中买得这顶乌纱帽。人们要干什么事,总得要向某个人塞点钱”。[28]行贿者掏出去的钱,最终还要从下层民众或“敌人”身上加倍榨取回来,从而大大降低了美军在阿富汗推行的反骚乱战略的效果。例如,在阿富汗遂行反恐任务的美军陆战营每个月要把俘获的大约60名恐怖分子或其他罪犯送进监狱进行长期监禁。要完成整个司法程序须经过四道关口,等全部程序结束后,仍在羁押的一般不超过6个人![29]军警系统还是阿富汗最廉洁的部门,其他部门的腐败更为严重,“每个人都得行贿,无人例外”。[30]“阿富汗约70%的人口每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维生,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每年平均花费100美元行贿。”[31]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阿富汗的腐败指数排名每年都名列前茅,与塔利班统治后期无异。[32]政治腐败的后果,轻则民怨沸腾,即“吏浊苛扰则(民)怒之”,[33]重则暴力横行。[34]事实上,许多民众因为对政府的腐败不满而逐渐重新投向塔利班分子。对于卡尔扎伊政府的极端腐败状态,美国政府却束手无策。这使美国在阿富汗为赢得民心投入的用于各类工程建设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基本打了水漂。在塔利班势力最为强大的阿富汗南部数省和喀布尔东南地区,卡尔扎伊却把他的部落亲信安插到那里,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这些官员的腐败与无能,牵扯了美军大量精力。
第三,美军打造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努力难以实现。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能否取得最终成功,取决于阿富汗政府能否建立一支兵源充足,训练有素的国家安全部队。但是,就在建立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这一问题上,美国面临的困难可谓多如牛毛。首先,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政府招募到的士兵约有70%是文盲。让这些文盲去操纵复杂的武器装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负责训练阿富汗士兵的“美国和匈牙利训导小组”成员迈克尔·贝尔说,“他们没有基本的技能,因此只能磨洋工……我前前后后忙活一个小时,教他们射击,教他们开火。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开不了火。”[35]由于招募到的阿富汗士兵来自各个民族,还要让各类语言专家将所有的命令翻译成波斯语和普什图语,有时甚至还要翻译成很少有人知道的阿富汗方言。其次,受训士兵开小差现象严重。2002年5月14日,美国陆军一支小规模特种部队分队开始对招募到的第一个阿富汗国民军营进行训练,开始了为期10个星期的“训导计划”(POI)。但是,由于士兵的薪资水平与他们的预期有差距等原因,许多人往往在训练的前两周就退出了,使得一个营的规模在训导计划第二周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400人。到2002年6月下旬,即训导计划训练即将结束时,阿富汗国民军第一个营的人数仅剩下了380人。根据美国国防部和阿富汗重建总监察长提供的数据,在2009年9月之前的12个月里,每4名作战士兵中就有1个人退出阿富汗陆军。[36]第三,训练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解决兵源短缺这一难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可以为阿富汗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但无法解决兵源短缺问题。除非当地的军阀同意交出部队和武器,否则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民军队只会取得有限的成功。美国原先希望,阿富汗的32个省,每个省向每个营提供20人,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组建一支民族融合的军队。然而,有些省份拒绝提供人力。根据曾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当过教官的平叛理论家约翰·纳格尔在2008年11月提出的观点,阿富汗国民军应扩充到25万人。[37]阿富汗国防部长瓦尔达克在一次采访中也曾说过,“阿富汗国民军的规模应在20万到25万之间”。[38]而前美军驻阿部队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则认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兵源目标应为40万![39]目前,阿富汗国民军严重缺乏战斗力。即使最精良的阿富汗部队也缺少训练、纪律和足够的增援。在巴格兰省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里,士兵们不是在战斗而是躲在战壕里。[40]鉴于建立阿富汗国家安全武装面临的上述困难,北约官员承认,“即使阿富汗人认识到警察部队是美军撤离后他们管理自己国家的基石,但是任何组建可靠的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努力都毫无例外地付之东流。”[41]
三、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困境
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之初设定了六个战略目标,其中优先目标是瓦解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用小布什在“9·11”事件后不久发表的演讲的话,就是“不仅要狠狠教训攻击美国的人,还要严惩那些隐匿、资助和容留那些恐怖分子的人。”[42]
小布什没有食言。2001年10月7日,美军在阿富汗实施了“持久自由行动”,使用巡航导弹、战斗机和B-2远程轰炸机对阿富汗境内的众多目标发动攻击,攻击行动持续44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美国单次空袭时间的最长纪录。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部队于当年11月13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喀布尔,美国军事进攻的胜利达到顶点。2001年12月,在托拉博拉(Tora Bora)山区会战中,美军特种部队打死大约200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2002年3月,在蟒蛇行动(Operation Anaconda)中,1700名美国空降部队的士兵和1000名阿富汗民兵向500至1000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发起进攻,夺取了控制帕克提亚省沙希果德(Shahi Kot)峡谷的控制权。[43]
美国发动的“持久自由行动”在短时间内的确对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团体造成沉重打击。但从2002年秋天开始,反美和反政府武装力量开始使用路边炸弹、火箭炮和手榴弹等对政府军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发动袭击。到了2003年,参与袭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数有时候多达200人,夺取了扎布尔省和帕克提克省南部的控制权。2005年和2006年,塔利班在把势力推进到坎大哈市郊的同时,也在赫尔曼德、法拉(Farah)、加兹尼和尼姆鲁兹等省份扩大了影响范围。更令政府军和美国人头疼的是,从2004年开始,新塔利班还在喀布尔周围地区扎下根,频繁在喀布尔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从2006年起,阿富汗的反政府力量风起云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当时的阿富汗安全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叛乱组织数量剧增,虔诚军和穆罕默德军等好战组织渗透到阿境内;二是这些组织分散,结构复杂,适应能力强。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寻求推翻阿现政权并迫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的势力;二是从事毒品、木材和宝石等非法贸易的犯罪组织;三是与叛乱组织结盟的地方部族,其中大部分为普什图族人;第四类为割据武装;第五类是与叛乱组织沆瀣一气的地方或中央政府武装。这些反政府力量又划分为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阵线:北方阵线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份延伸至阿富汗的努里斯坦、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省,当地最大的组织是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中央阵线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延伸到阿东部的帕克提卡、霍斯特和卢格尔省,是基地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区;南部阵线包括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省以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该地区最大的组织是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盘踞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附近。这些组织采取的经典战术是游击战。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民众中引发骚乱,以及扰乱经济和破坏安全环境,从而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达到削弱政府合法性的目的。
鉴于反政府力量日趋活跃,2009年4月,奥巴马政府排除各种阻力,向阿富汗增兵,并对阿富汗的恐怖武装展开大规模清剿。但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在2010年7月25日同时发表的“阿富汗战争日记”表明,阿富汗的反恐形势相当严峻。这些日记是从美国军方编撰的9.1万份报告中精选出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机密。
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反恐困境,部分原因是战争之初一些美国保守势力轻敌。2001年,美国政府内部对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存在巨大分歧。以时任国务卿鲍威尔为一派,主张要在阿部署一支相当规模的维和部队,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主张“轻度干预”,即只向喀布尔派驻少量维和部队,反对将任务区扩展至喀布尔以外的地区。2002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安排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区问题。“轻度干预”派胜出。同年,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8000人部队,追剿塔利班及基地组织成员,但不承担维和工作。在“轻度干预”政策的指导下,驻阿美军因兵力不足,无力固守攻占的塔利班及其他叛乱组织的领地。此外,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无暇顾及阿富汗逐渐恶化的局势。总之,美国投入的资金、精力和兵力,不仅不足以保障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国内安全,反而增加了爆发叛乱活动的可能性。“轻度干预”政策导致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由于缺乏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可以胜任的政府军队,阿富汗各路军阀乘虚而入,填补了阿富汗国内的权力真空。
在阿富汗,美国和政府军要想剿灭恐怖分子,不能只靠几只安全巡逻队,必须要有人为安全部队提供准确情报。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恐怖分子更容易得到美军巡逻或行动的准确情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在阿富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虽然美国在各类报告中均宣称塔利班组织是孤家寡人,丧尽民心,[44]但事实情况却远非如此。塔利班提出的“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对阿富汗人民来说仍有强大吸引力。[45]这批人当然不愿与美军和政府军合作。对于和美军及政府军合作或采取友善态度的人,塔利班则对之严厉打击,予以震慑。在纳瓦已经工作了8年的阿卜杜勒·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旦塔利班在汽车上发现我,他们就会用头巾裹住我的脸,说如果再发现我给美国人干活,他们就割掉我的鼻子。现在每天我都打车回家,但是出租司机总是漫天要价。警察已经朝不保夕了。我的家人反而得要接济我。”[46]在贾卡尔发生的事更骇人听闻,一个11岁的男孩在和美军陆战队员聊天时,说出了一条塔利班常常使用的小路。几个星期后,塔利班杀掉了这个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个孩子的邻居明明看到塔利班分子在中午时分进了那家农舍,也知道那些人的身份,但由于担心受到牵连,受到塔利班报复,谁也不敢站出来作证。[47]
在美国国内,“反恐战争”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少人认为“反恐战争”这一名称具有误导性,它意味着这场战争将永无休止。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详尽地阐述了“反恐战争”的目标。他说:“除非世界上每个恐怖组织都被找到、阻止或打败,否则(反恐战争)不会结束。”在这场演说中,他还将这场战争称为“一项永恒任务”。[48]在同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表示,“要我说,胜利正在告诫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它不是仅仅花上一个月或一年甚至五年时间就能取得的。但我们必须要取得胜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拥有强大武器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才能与那些愿意使用这些强大武器的人民共处下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就是胜利。”[49]对美国官方作出的上述界定,批评人士认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战术,不可能用纯粹军事的力量来消除。有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反恐战争”不是一场战争,因为恐怖袭击和谋杀一样,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只需要警察进行调查,然后起诉罪犯,最后通过法院对罪犯进行量刑。而通过战争的方式,一方的战败却不会给另一方带来胜利。
批评人士的这一观点,得到兰德公司的佐证。2008年9月19日,兰德公司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一份名为《打败恐怖组织》(Defeating Terrorist Groups)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称,“到目前,打击这些宗教团体最有效的战略还是使用当地警察和情报部门,事实上自1968年以来,73% 的(恐怖)组织的瓦解要归功于它们……战场上的招数是对付不了恐怖主义的。”因此,“(美军)应该避免在穆斯林国家内开展战斗行动,因为美军在穆斯林国家的存在,只会让恐怖分子招募更多的人员。”[50]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政治家雪丽·威廉姆斯这样写道,美国和英国政府“必须悬崖勒马,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仇恨就是未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51]如此下去,正好应了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罗伯茨的话,美国总统布什是“‘基地’组织最好的招兵员”。[52]
美国国内最担心的是,政府通过反恐来压制民众的基本自由权利,制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布什在“9·11”袭击后不久,就向国会提交《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该法案极大地扩大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权力。该法案放宽了美国执法部门在搜索电话、电子邮件、医疗、财经和其他记录等方面的限制;放宽了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收集情报的限制;扩大了财政部长规范金融交易的权力,特别是有外国个体或实体参与的金融交易;扩大了执法部门和移民部门在拘留和遣返那些疑似参与恐怖行为的移民的自由裁量权。《爱国者法案》被批涉及面太广,一些部门甚至出于与反恐无关的目的,滥用这一法案。为了反恐,小布什总统还推行“总体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计划。这是一个联邦政府层面的计划,目的是搜集和处理海量数据信息,以判断具有恐怖威胁特征的行为人。该计划遭到各界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奥威尔式的”(Orwellian)[53]大规模监视计划。许多反对人士将焦点集中在国内事务上,他们抱怨政府正在系统地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并对公众进行种族定性。他们还认为,这样一种做法可能会阻碍公众畅所欲言,因为畅所欲言的人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或者仅仅因为不赞同政府的观点而被认为叛国。美国自从2006年通过《军事委任法案》(Military Commissions Act)后,任何非美国公民,无论处于何处,美国都可以将其认定为“敌方战斗人员”。布什政府的立场是,由于这些非法的战斗人员无法享有《日内瓦公约》赋予的权利,因此美国可以不经过审判或指控,就可以将他们送往任何地方。然而,美国这一立场遭到法律专家的广泛指责。马赫·阿拉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拥有加拿大和叙利亚双重国籍,在纽约转机过程中,被有关当局盯住,在没有经过指控的情况,被送往叙利亚监狱关押了374天!如果美军的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不顾及伦理的,那么他们与所搜捕的暴徒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反恐战争本身也就演变成一种恐怖行径。
鉴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具有如此多的负面影响,奥巴马上台后,开始对美国在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是否是“反恐战争”进行反思。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将行动名称由“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改为“海外应急行动”(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OCO)。奥巴马政府还要求国防部工作人员以后不得再使用“全球反恐战争”,一律改用“海外应急行动”。
结 语
阿富汗战争之初,美国新保守派踌躇满志,但十余年的战争进程却将美国人弄得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因为反政府武装可以在1500英里长的巴阿边界上畅通无阻,并且得到阿富汗北部多如牛毛的深山峡谷中的部落支持和响应“圣战”口号的穆斯林群众的帮助,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显然在军事上占不到便宜。况且,美国“也耗不起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入”。因为这场战争“已经使自动取款机里没有了钞票”。[54]而如果像奥巴马政府宣布的那样,在短时间内撤出全部美军,“只会导致内战,而且塔利班可能赢得内战,届时‘基地’组织将死灰复燃……美国的全球公信力也将遭到动摇”。[55]这恐怕是美国政府和国内政治精英无法接受的结果。美国在阿富汗的进退失据表明,阿富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就美国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阿富汗成为埋葬又一个世界大国的坟场;就阿富汗来说,最乐观的前景或许是阻止塔利班重新上台,否则的话,美国的十余年之功将毁于一旦。
一、美国在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困境
据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副司令迈克·德龙回忆,“‘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②]于是,在“民意”和新保守主义分子的裹挟下,美国像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一样,一头扎进阿富汗这一深不可测的泥潭。
之所以将阿富汗称为泥潭,是因为这个国家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环境极其复杂。用德龙的话说,“阿富汗是一个地域偏远的国家,地形极端、气候恶劣——既有冰封的雪山,也有酷热的沙漠。它还是一个大陷阱,有将近1100个矿山遍布全国。这个国家完全处于内陆的封闭环境中,南邻巴基斯坦,西邻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一小块地区和中国接壤,我们的军队要进入这个国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德龙的话一点没错。阿富汗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山地国家,全国89.9%的地方海拔在600米以上,国土的五分之四属于兴都库什、科希—巴博、帕罗帕米山脉,这些地方的海拔高度处于3000—7750米之间。平原面积仅占五分之一。[④] 全长1200公里的兴都库什山是阿富汗最大的山脉,它是喜马拉雅山的余脉,从阿富汗东北部向西南倾贯全国,将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地区分隔开来。兴都库什山在东部与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连在一起,形成一道拱形天然屏障,将阿富汗与周边地区分隔开来。在阿富汗的东部和东南部,苏莱曼山蜿蜒700余公里,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在兴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之间是加兹尼—坎大哈高原,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20%左右。哈什沙漠和达什吉—玛尔戈沙漠位于加兹尼—坎大哈高原的南部,自西向东长540公里,由北向南绵延580公里,基本上是没有水和植被的死亡地带。严酷的自然环境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对美军则构成致命威胁。“高耸山谷岩壁里有无数的洞穴,成千上万的灌木和杉树中隐蔽着空隙,它们之间极其细小的缝隙对于一名步兵来说,那看上去都像是死亡陷阱。”[⑤]此外,在战区开展平叛任务的士兵还不得不忍受恶劣气候的折磨。“日复一日,士兵们在高温里被烤干,长期跋涉在山脊上抵挡叛乱分子的集结。他们破烂的军装发白,是出汗蒸发后结成的盐晶。一连几周他们没有洗过澡,整天都臭不可闻。”[⑥]美军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在阿富汗战场,美军的许多地面部队不得不“骑在马背上作战”,因为“阿富汗的山川地带缺少平整的道路,加之阿富汗是四面环山的内陆国家,很难将军备车量输送进去,因此和‘悍马’越野车相比,马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⑦]
由于自然资源极端贫乏,阿富汗人团结好客;另一方面,贫困也驱使他们要到财富较多的地区抢夺财富,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惯。[⑧]恩格斯在给1858年版《美国百科全书》写的“阿富汗”词条是这样描述阿富汗人的民族性格的:“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只有在受人挑拨的情况下才例外;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哪怕是一个使用奸计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其他任何危险。”[⑨]在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人们对强调荣誉、热情和复仇的“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行为准则非常自豪。对外来入侵者,阿富汗视之为是对他们荣誉的挑衅,而对死于异族人之手的同胞,他们则坚决要以血洗血,对于自以为是来解放阿富汗人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阿富汗库伦加尔地区的一名长老是这样形容美国大兵和他们对美国大兵态度的:“他们[美国人——引者注]向人们开枪射击,抢劫我们的家园,还杀害妇女和儿童……每个人都恨他们。”[⑩]在草木皆敌的环境下,美军无论在何地巡逻,叛乱分子都了如指掌,而美军则要靠高科技窃听手段掌握叛乱分子的行踪。正如一名美国军人所说的那样,“过去的14个月里,我看到了大约30名穆斯林游击队员。他们大多穿着军裤,或者挂着用来装AK弹夹的胸式背带。他们总是把我们在哪儿巡逻弄得一清二楚,然后从山上或山脊上向我们开枪。一年里我只干掉了一个。”[11]
美国要在阿富汗彻底清剿叛乱分子,其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对美国人来说不幸的是,阿富汗却是一个四战之地。如前文所述,由东北倾贯西南的兴都库什山是南亚次大陆和中亚的分水岭,通过兴都库什山北面的平原地区可以直抵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12]和里海北岸,进而直抵俄罗斯和东欧平原。另外,由于兴都库什山向西南逐渐沉降,可以居高临下雄视伊朗和两河流域。“处于伊朗、中亚、阿拉伯海和印度之间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通向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走廊和桥梁,导致外部势力格外关注甚至积极参与阿富汗事务。[13]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阿富汗“的确是一个征服者们或天才政治家用剑在中亚心脏地带雕刻出的一个地理单位。”[14]
在阿富汗越陷越深的美国逐渐意识到,要在阿富汗铲除对手,需要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合作。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大多数战略家已形成共识:要想取得成功,“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战略需要着眼于整个地区。这个结论得到美国军方的认可。麦基尔南将军在2008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解决阿富汗问题“需要采取区域性措施。”[15]彼得雷乌斯将军在2009年年初则进一步呼吁,“实际上,那些想帮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应扩大队伍,至少要把中亚各国、印度、伊朗包含进来,甚至要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16]
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阿富汗周边国家在与美国合作问题上或者态度暧昧,或者言行不一。在阿富汗的邻国中,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局的影响最为深远。两国有长达1500英里的边界,北起兴都库什山,南到沙漠地区。美军在阿富汗镇压叛乱分子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但巴阿之间的边界却是开放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是贾拉拉巴德通往巴基斯坦重要城市白沙瓦的关节点;杰曼山口和博兰山口则连接着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和巴基斯坦的奎达。受到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追击的反叛分子在阿富汗境内无路可走时往往遁入巴基斯坦境内。美国人深知,“当一个顽固的敌人在隔壁有一个避难所时,是不会赢得战争的。”[17]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诱之以利,向其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作为协助美国反恐的回报;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向巴方施加强大压力,令其配合美国反恐。
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威逼利诱效果不彰。之所以出现这种令美国不快的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边境地区。沿巴阿边境的联邦直辖部落区有较悠久的自治传统。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增强英属印度的边界防御能力,英国就赋予该地区部落半自治权,设立部落“局”,负责他们自身的安全。一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对此地控制较弱。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政府试图借鉴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一些做法,来稳定阿巴边境。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巴基斯坦当局与当地政治领袖达成一系列“停火”协议,主要内容是政府结束平叛军事行动并从检查点撤出军队,叛军则相应结束对政府官员的袭击行动。[18]政府的退让令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其他反叛组织乘虚而入,将之作为避难所,建立了150多个叛乱分子营地。[19]躲避在巴基斯坦边境城镇里的基地组织、古勒卜丁伊斯兰党以及难以胜数的塔利班分子在完成训练和休整后,便开车来到边境,步行翻过杜兰线,越过库纳尔河,到佩赫山谷两侧骚扰美军。其次,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有不同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有激烈的边界争端。[20]因为边界争端,阿富汗在1947年坚决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1949年7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杜兰协定”,导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由于边界问题,阿巴两国关系多次出现危机,还于1955和1961年两度断交。尽管历史上两国就边界问题不断举行谈判,但始终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即阿富汗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时期,两国关系好转,塔利班对“杜兰线”持默认态度。2001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新上台的卡尔扎伊政府拒不接受“杜兰线”,双方为此一度爆发边界冲突。因此,巴基斯坦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在其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至少并未如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所预期的那样竭尽全力,旨在对卡尔扎伊政权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施加压力。
此外,跨境民族问题又与“杜兰线”错综交织在一起。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族,占该国居民总数的42%,但分布在“杜兰线”另一侧的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人口却远多于阿富汗。1947年印巴分治时,以阿布杜尔·加法尔汗为首的“红衫党”提出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建立独立的“普什图斯坦”国。加法尔汗的要求得到阿富汗的支持。1949年,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出台决议,支持“普什图斯坦”建国,两国关系因此紧张。除了边界和跨境民族问题外,巴基斯坦出于和印度对抗的考虑,需要确保阿富汗成为它的地区盟国。但是,如前文所述,因为阿巴之间有边境和跨境民族问题,除了它一手扶植的塔利班外,巴基斯坦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巴基斯坦在清剿其西北边境地区反叛势力方面“表现不佳”,美国方面对此颇为恼火。2008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大卫·麦基尔南把美军受挫的原因归咎于巴基斯坦:“问题均可追溯到那里的据点……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激进的叛乱团伙能够逍遥法外。”[21]这是美军高级指挥官第一次直接指责巴基斯坦挑起阿富汗叛乱。在学界,也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建议美国停止援助巴基斯坦。如巴内特·鲁宾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建言,“美国应放弃、而不是加强美巴军方之间的特权关系。”[22]此后,美国不顾国际法的规定,总统授权美军使用地面部队或者“捕食者”无人机越境到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打击,导致美巴关系骤然紧张,并致使巴基斯坦缺席2011年12月举行的“阿富汗重建大会”。
伊朗是阿富汗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它对阿富汗的未来形势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伊朗与阿富汗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一直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官员的估计,伊朗是仅次于美国的阿富汗重建第二大援助国,尤其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省,它的援助活动最多。并且由于伊朗是阿富汗海洛因一个主要出口地,于是不免要担心由此而引起的犯罪和吸毒问题,因此,伊朗官员与阿富汗政府在有效打击毒品上有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让阿富汗保持“国内混乱状态”可以拖住美国,使美国不敢对伊朗轻举妄动。
二、美国对阿富汗政治重建政策陷入困境
鉴于开支巨大以及美国国内民众反对长期卷入阿富汗事务,美国出于长远考虑,必须培植一个强大稳定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早在2001年12月,在美国的操纵下,参与联合国阿富汗问题会议的各方签署了《关于在阿富汗重建永久政府机构之前的临时安排的协议》(简称《波恩协议》),开始了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2001年12月22日,经过千挑万选,温和派人物哈米德·卡尔扎伊被立为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在卡尔扎伊受命之初,美国在阿富汗政治重建方面可谓雄心勃勃,企图将其打造成一个美式民主国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样板。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建设,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仍然步履蹒跚,远未达到美国的原先设想。
首先,美国在阿富汗遂行反恐行动十余年来,阿富汗国内政治的碎片化趋势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卡尔扎伊与其说是“阿富汗总统”,不如说是“喀布尔市市长”。阿富汗战争之初,为了让卡尔扎伊能控制住阿富汗局势,美英两国对地区军阀重拳出击,希望将之不断边缘化。但是,阿富汗历史发展所处的阶段仍为部族社会。“首先,阿富汗人口以严重、多面的分裂为特征。居民首先是按民族和语言来分类的,但也按派别、部落、种族来分类,所有这些又通过人口在全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空间模式而得到加强。其次,阿富汗的宗教结构建立在根据当地风俗对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同解释的基础上,这就使得这个国家尽管统一在一个信仰之下,但又存在着数百种不同的宗教习惯。第三,部落社会的分组依然存在,社会体制建立在对派别的忠诚基础之上,强调地方高于上一级的认同结构。第四,阿富汗复杂的地理特征和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的落后,不仅使其在国际上孤立,也拉大了人民与政府的距离。”[23]也有研究阿富汗问题的学者指出,“阿富汗国内相互敌对的政府、派别、部族和军阀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事实上,这些世人尽知的乱局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有的只是动乱的程度不同而已……阿富汗的战争基本上都是源于种族或社群之间的敌对。”[24]美英两国不顾阿富汗上述特殊国情,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打破了喀布尔与地方之间的传统的分散平衡状态。[25]更麻烦的是,美国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卡尔扎伊政府控制力太差,只能求助于地方势力,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这又反过来推动了阿富汗国内的军阀化,背离了美国在阿富汗建立强大中央权力的初衷。
其次,阿富汗政府内部腐败猖獗,导致民心离散,重投塔利班。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国主导设计的阿富汗政治体制,旨在强化中央权威,其措施之一是赋予总统任命阿富汗各省省长的权力。权力的集中导致腐败猖獗,而且这种集中的权力在对付反政府武装和叛乱方面还无所作为。在2010年,《华盛顿邮报》驻阿富汗的记者对阿富汗政府的运作进行了广泛调研,认为“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九年,但是美国政府面对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扶植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26]越战老兵和反叛乱行动理论家宾·韦斯特曾在3年时间里8次前往阿富汗,调研美军的反叛乱行动及其效果。他采访的一名名叫亚齐·科罕姆的阿富汗警察告诉他:“我每个月收入250美元……我要向银行付10美元,向借钱给我的人还10美元。我想要个身份证,但这要花去我10美元。每件事情都得再花钱。”[27]科罕姆的遭遇绝非个案,在阿富汗的军队和警察系统,“每个级别的指挥官都是用钱从上级指挥官手中买得这顶乌纱帽。人们要干什么事,总得要向某个人塞点钱”。[28]行贿者掏出去的钱,最终还要从下层民众或“敌人”身上加倍榨取回来,从而大大降低了美军在阿富汗推行的反骚乱战略的效果。例如,在阿富汗遂行反恐任务的美军陆战营每个月要把俘获的大约60名恐怖分子或其他罪犯送进监狱进行长期监禁。要完成整个司法程序须经过四道关口,等全部程序结束后,仍在羁押的一般不超过6个人![29]军警系统还是阿富汗最廉洁的部门,其他部门的腐败更为严重,“每个人都得行贿,无人例外”。[30]“阿富汗约70%的人口每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维生,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一个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每年平均花费100美元行贿。”[31]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阿富汗的腐败指数排名每年都名列前茅,与塔利班统治后期无异。[32]政治腐败的后果,轻则民怨沸腾,即“吏浊苛扰则(民)怒之”,[33]重则暴力横行。[34]事实上,许多民众因为对政府的腐败不满而逐渐重新投向塔利班分子。对于卡尔扎伊政府的极端腐败状态,美国政府却束手无策。这使美国在阿富汗为赢得民心投入的用于各类工程建设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基本打了水漂。在塔利班势力最为强大的阿富汗南部数省和喀布尔东南地区,卡尔扎伊却把他的部落亲信安插到那里,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这些官员的腐败与无能,牵扯了美军大量精力。
第三,美军打造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努力难以实现。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能否取得最终成功,取决于阿富汗政府能否建立一支兵源充足,训练有素的国家安全部队。但是,就在建立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这一问题上,美国面临的困难可谓多如牛毛。首先,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政府招募到的士兵约有70%是文盲。让这些文盲去操纵复杂的武器装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负责训练阿富汗士兵的“美国和匈牙利训导小组”成员迈克尔·贝尔说,“他们没有基本的技能,因此只能磨洋工……我前前后后忙活一个小时,教他们射击,教他们开火。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开不了火。”[35]由于招募到的阿富汗士兵来自各个民族,还要让各类语言专家将所有的命令翻译成波斯语和普什图语,有时甚至还要翻译成很少有人知道的阿富汗方言。其次,受训士兵开小差现象严重。2002年5月14日,美国陆军一支小规模特种部队分队开始对招募到的第一个阿富汗国民军营进行训练,开始了为期10个星期的“训导计划”(POI)。但是,由于士兵的薪资水平与他们的预期有差距等原因,许多人往往在训练的前两周就退出了,使得一个营的规模在训导计划第二周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400人。到2002年6月下旬,即训导计划训练即将结束时,阿富汗国民军第一个营的人数仅剩下了380人。根据美国国防部和阿富汗重建总监察长提供的数据,在2009年9月之前的12个月里,每4名作战士兵中就有1个人退出阿富汗陆军。[36]第三,训练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解决兵源短缺这一难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可以为阿富汗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但无法解决兵源短缺问题。除非当地的军阀同意交出部队和武器,否则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民军队只会取得有限的成功。美国原先希望,阿富汗的32个省,每个省向每个营提供20人,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组建一支民族融合的军队。然而,有些省份拒绝提供人力。根据曾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当过教官的平叛理论家约翰·纳格尔在2008年11月提出的观点,阿富汗国民军应扩充到25万人。[37]阿富汗国防部长瓦尔达克在一次采访中也曾说过,“阿富汗国民军的规模应在20万到25万之间”。[38]而前美军驻阿部队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则认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兵源目标应为40万![39]目前,阿富汗国民军严重缺乏战斗力。即使最精良的阿富汗部队也缺少训练、纪律和足够的增援。在巴格兰省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里,士兵们不是在战斗而是躲在战壕里。[40]鉴于建立阿富汗国家安全武装面临的上述困难,北约官员承认,“即使阿富汗人认识到警察部队是美军撤离后他们管理自己国家的基石,但是任何组建可靠的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努力都毫无例外地付之东流。”[41]
三、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困境
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之初设定了六个战略目标,其中优先目标是瓦解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用小布什在“9·11”事件后不久发表的演讲的话,就是“不仅要狠狠教训攻击美国的人,还要严惩那些隐匿、资助和容留那些恐怖分子的人。”[42]
小布什没有食言。2001年10月7日,美军在阿富汗实施了“持久自由行动”,使用巡航导弹、战斗机和B-2远程轰炸机对阿富汗境内的众多目标发动攻击,攻击行动持续44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美国单次空袭时间的最长纪录。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部队于当年11月13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喀布尔,美国军事进攻的胜利达到顶点。2001年12月,在托拉博拉(Tora Bora)山区会战中,美军特种部队打死大约200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2002年3月,在蟒蛇行动(Operation Anaconda)中,1700名美国空降部队的士兵和1000名阿富汗民兵向500至1000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发起进攻,夺取了控制帕克提亚省沙希果德(Shahi Kot)峡谷的控制权。[43]
美国发动的“持久自由行动”在短时间内的确对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团体造成沉重打击。但从2002年秋天开始,反美和反政府武装力量开始使用路边炸弹、火箭炮和手榴弹等对政府军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发动袭击。到了2003年,参与袭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数有时候多达200人,夺取了扎布尔省和帕克提克省南部的控制权。2005年和2006年,塔利班在把势力推进到坎大哈市郊的同时,也在赫尔曼德、法拉(Farah)、加兹尼和尼姆鲁兹等省份扩大了影响范围。更令政府军和美国人头疼的是,从2004年开始,新塔利班还在喀布尔周围地区扎下根,频繁在喀布尔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从2006年起,阿富汗的反政府力量风起云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当时的阿富汗安全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叛乱组织数量剧增,虔诚军和穆罕默德军等好战组织渗透到阿境内;二是这些组织分散,结构复杂,适应能力强。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寻求推翻阿现政权并迫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的势力;二是从事毒品、木材和宝石等非法贸易的犯罪组织;三是与叛乱组织结盟的地方部族,其中大部分为普什图族人;第四类为割据武装;第五类是与叛乱组织沆瀣一气的地方或中央政府武装。这些反政府力量又划分为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阵线:北方阵线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份延伸至阿富汗的努里斯坦、库纳尔和楠格哈尔省,当地最大的组织是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中央阵线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延伸到阿东部的帕克提卡、霍斯特和卢格尔省,是基地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区;南部阵线包括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省以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该地区最大的组织是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盘踞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附近。这些组织采取的经典战术是游击战。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民众中引发骚乱,以及扰乱经济和破坏安全环境,从而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达到削弱政府合法性的目的。
鉴于反政府力量日趋活跃,2009年4月,奥巴马政府排除各种阻力,向阿富汗增兵,并对阿富汗的恐怖武装展开大规模清剿。但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在2010年7月25日同时发表的“阿富汗战争日记”表明,阿富汗的反恐形势相当严峻。这些日记是从美国军方编撰的9.1万份报告中精选出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机密。
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反恐困境,部分原因是战争之初一些美国保守势力轻敌。2001年,美国政府内部对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存在巨大分歧。以时任国务卿鲍威尔为一派,主张要在阿部署一支相当规模的维和部队,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主张“轻度干预”,即只向喀布尔派驻少量维和部队,反对将任务区扩展至喀布尔以外的地区。2002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安排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区问题。“轻度干预”派胜出。同年,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8000人部队,追剿塔利班及基地组织成员,但不承担维和工作。在“轻度干预”政策的指导下,驻阿美军因兵力不足,无力固守攻占的塔利班及其他叛乱组织的领地。此外,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无暇顾及阿富汗逐渐恶化的局势。总之,美国投入的资金、精力和兵力,不仅不足以保障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国内安全,反而增加了爆发叛乱活动的可能性。“轻度干预”政策导致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由于缺乏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可以胜任的政府军队,阿富汗各路军阀乘虚而入,填补了阿富汗国内的权力真空。
在阿富汗,美国和政府军要想剿灭恐怖分子,不能只靠几只安全巡逻队,必须要有人为安全部队提供准确情报。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恐怖分子更容易得到美军巡逻或行动的准确情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在阿富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虽然美国在各类报告中均宣称塔利班组织是孤家寡人,丧尽民心,[44]但事实情况却远非如此。塔利班提出的“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对阿富汗人民来说仍有强大吸引力。[45]这批人当然不愿与美军和政府军合作。对于和美军及政府军合作或采取友善态度的人,塔利班则对之严厉打击,予以震慑。在纳瓦已经工作了8年的阿卜杜勒·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旦塔利班在汽车上发现我,他们就会用头巾裹住我的脸,说如果再发现我给美国人干活,他们就割掉我的鼻子。现在每天我都打车回家,但是出租司机总是漫天要价。警察已经朝不保夕了。我的家人反而得要接济我。”[46]在贾卡尔发生的事更骇人听闻,一个11岁的男孩在和美军陆战队员聊天时,说出了一条塔利班常常使用的小路。几个星期后,塔利班杀掉了这个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个孩子的邻居明明看到塔利班分子在中午时分进了那家农舍,也知道那些人的身份,但由于担心受到牵连,受到塔利班报复,谁也不敢站出来作证。[47]
在美国国内,“反恐战争”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少人认为“反恐战争”这一名称具有误导性,它意味着这场战争将永无休止。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详尽地阐述了“反恐战争”的目标。他说:“除非世界上每个恐怖组织都被找到、阻止或打败,否则(反恐战争)不会结束。”在这场演说中,他还将这场战争称为“一项永恒任务”。[48]在同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表示,“要我说,胜利正在告诫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它不是仅仅花上一个月或一年甚至五年时间就能取得的。但我们必须要取得胜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拥有强大武器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才能与那些愿意使用这些强大武器的人民共处下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就是胜利。”[49]对美国官方作出的上述界定,批评人士认为,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战术,不可能用纯粹军事的力量来消除。有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反恐战争”不是一场战争,因为恐怖袭击和谋杀一样,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只需要警察进行调查,然后起诉罪犯,最后通过法院对罪犯进行量刑。而通过战争的方式,一方的战败却不会给另一方带来胜利。
批评人士的这一观点,得到兰德公司的佐证。2008年9月19日,兰德公司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一份名为《打败恐怖组织》(Defeating Terrorist Groups)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称,“到目前,打击这些宗教团体最有效的战略还是使用当地警察和情报部门,事实上自1968年以来,73% 的(恐怖)组织的瓦解要归功于它们……战场上的招数是对付不了恐怖主义的。”因此,“(美军)应该避免在穆斯林国家内开展战斗行动,因为美军在穆斯林国家的存在,只会让恐怖分子招募更多的人员。”[50]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政治家雪丽·威廉姆斯这样写道,美国和英国政府“必须悬崖勒马,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仇恨就是未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51]如此下去,正好应了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罗伯茨的话,美国总统布什是“‘基地’组织最好的招兵员”。[52]
美国国内最担心的是,政府通过反恐来压制民众的基本自由权利,制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布什在“9·11”袭击后不久,就向国会提交《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该法案极大地扩大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权力。该法案放宽了美国执法部门在搜索电话、电子邮件、医疗、财经和其他记录等方面的限制;放宽了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收集情报的限制;扩大了财政部长规范金融交易的权力,特别是有外国个体或实体参与的金融交易;扩大了执法部门和移民部门在拘留和遣返那些疑似参与恐怖行为的移民的自由裁量权。《爱国者法案》被批涉及面太广,一些部门甚至出于与反恐无关的目的,滥用这一法案。为了反恐,小布什总统还推行“总体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计划。这是一个联邦政府层面的计划,目的是搜集和处理海量数据信息,以判断具有恐怖威胁特征的行为人。该计划遭到各界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奥威尔式的”(Orwellian)[53]大规模监视计划。许多反对人士将焦点集中在国内事务上,他们抱怨政府正在系统地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并对公众进行种族定性。他们还认为,这样一种做法可能会阻碍公众畅所欲言,因为畅所欲言的人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或者仅仅因为不赞同政府的观点而被认为叛国。美国自从2006年通过《军事委任法案》(Military Commissions Act)后,任何非美国公民,无论处于何处,美国都可以将其认定为“敌方战斗人员”。布什政府的立场是,由于这些非法的战斗人员无法享有《日内瓦公约》赋予的权利,因此美国可以不经过审判或指控,就可以将他们送往任何地方。然而,美国这一立场遭到法律专家的广泛指责。马赫·阿拉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拥有加拿大和叙利亚双重国籍,在纽约转机过程中,被有关当局盯住,在没有经过指控的情况,被送往叙利亚监狱关押了374天!如果美军的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不顾及伦理的,那么他们与所搜捕的暴徒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反恐战争本身也就演变成一种恐怖行径。
鉴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具有如此多的负面影响,奥巴马上台后,开始对美国在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是否是“反恐战争”进行反思。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将行动名称由“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改为“海外应急行动”(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OCO)。奥巴马政府还要求国防部工作人员以后不得再使用“全球反恐战争”,一律改用“海外应急行动”。
结 语
阿富汗战争之初,美国新保守派踌躇满志,但十余年的战争进程却将美国人弄得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因为反政府武装可以在1500英里长的巴阿边界上畅通无阻,并且得到阿富汗北部多如牛毛的深山峡谷中的部落支持和响应“圣战”口号的穆斯林群众的帮助,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显然在军事上占不到便宜。况且,美国“也耗不起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入”。因为这场战争“已经使自动取款机里没有了钞票”。[54]而如果像奥巴马政府宣布的那样,在短时间内撤出全部美军,“只会导致内战,而且塔利班可能赢得内战,届时‘基地’组织将死灰复燃……美国的全球公信力也将遭到动摇”。[55]这恐怕是美国政府和国内政治精英无法接受的结果。美国在阿富汗的进退失据表明,阿富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就美国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阿富汗成为埋葬又一个世界大国的坟场;就阿富汗来说,最乐观的前景或许是阻止塔利班重新上台,否则的话,美国的十余年之功将毁于一旦。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①] Steve Bowman, War in Afghanistan: Strategy,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7-5700, 2011, p.1. [②] [美]迈克·德龙:《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③] 德龙:《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25页。 [④] [俄]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⑤]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31. [⑥] Ibid, p.14. [⑦] 德龙:《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30页。 [⑧]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3页。 [⑨] [德]弗·恩格斯:《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 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8页。 [⑩]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47. [11] Ibid, p.10. [12]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南部,隔帕米尔高原与我国新疆南部相望,古时以出产汗血宝马闻名我国。参见石岚:《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3] 有学者认为,阿富汗处在“文化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cultures)的“地理位置有助于解释其现代历史动荡不定”。参见Shaista Wahab and Barry Youngerman, 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7, p.1. [14] V. D. Chopra, Afghanistan and Asia Stability, New Dehl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24-25. [15] General David McKiernan, Interview, Kabul, Afghanistan, November 2008. [16]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terview, Foreign Policy, January/ February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4587. [17]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128. [18] 参见Jane Perlez, “Taliban Leader Flaunts Power Inside Pak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08; Jon Hemming, “NATO Beefs Up Forces Along Afghan-Pakistan Border,” Reuters, May 19, 2008; Daniel Markey, “Securing Pakistan’s Tribal Bel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36, August 2008, p. 11. [19]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124. [20] 1893年9月,英属印度高级官员蒂默尔·杜兰德率领英印使团到喀布尔,与阿富汗政府商谈划定边界事宜。在杜兰德的威逼利诱下,双方在1893年11月2日达成划界协定,阿方同意阿富汗的东南边界北起帕米尔高原的萨雷阔勒岭,穿过赫尔曼德河以南的沙漠地区,向西南延伸到伊朗高原的科希马利克高地,这条边界线即为“杜兰线”。杜兰线使当时的阿富汗丧失了三分之一人口和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也因此成为跨境民族。1905年,英阿双方签署新条约,再次肯定了杜兰协定。但在1947年英国工党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印度”后,阿富汗政府企图乘机废除杜兰协定。参见Nasreen Ghufran, “Pushtun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Taliban Insurgency i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of Pakistan,” Asian Survey, Vol. 49, No. 6, 2009, pp. 1092-1114;另参见邱建群、李惠:《“普什图斯坦”问题的历史由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1]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29. [22] Barnett R. Rubin, “Afghan Dilemmas: Defining Commitments,”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3, No.5, 2008, p.49. [23] Larry P. Goodson, 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12-13. 另参见Stephen Biddle, Fotini Christia, and J. Alexander Thier, “Defining Success in Afghanistan: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Accept?”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4, 2010, pp.44-60。 [24] Leigh Neville,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in Afghanistan,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8, p.3. [25]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p.xx. [26] Greg Miller, “U.S. Effort to Help Afghanistan Fight Corruption Has Complicated Ti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2010. [27]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186. [28] Ibid, p.186. [29] Ibid, p.187. [30] Ibid, p.187. [31] 《开发计划署为阿富汗反腐努力提供资金援助》,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detail/7568.html。转引自朱永彪:《“9·11”之后的阿富汗》,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32] World Bank, Governance Matters 2007: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s, 2007. [33] 《六韬·国务》,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34] 相关精彩论述可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66页。 [35] Eric Wright, War in Afghanistan: Military Operations, Criticisms, and History, Six Degrees Books, p.25. [36] Eric Wright, War in Afghanistan: Military Operations, Criticisms, and History, p.25. [37]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08, interview with John Nagl,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7170621。 [38] Minister of Defense of Afghanistan Abdul Rahim Wardak, Interview, Kabul, Afghanistan, November 2008. [39] General Stanley McChrystal, Commander’s Initial Assessment, http://media.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documents/Assessment_Redacted_092109.pdf?sid=ST2009092003140,August 30, 2009. [40] Eric Wright, War in Afghanistan: Military Operations, Criticisms, and History, p.25. [41] Ibid, p.26. [42] Dan Balz and Bob Woodward, “10 Days in September,”The Washington Post, Eight Part Series, January 27-February 3, 2002. [43] 参见Leigh Neville,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in Afghanistan,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8。 [44] 可能见Anthony H. Cordesman, 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 War Fighting, Intelligence, and Forces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2, p.14。 [45] 朱永彪:《“9·11”之后的阿富汗》,第121页。 [46]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186. [47] Ibid, p.160. [48] Eric Wright, War in Afghanistan: Military Operations, Criticisms, and History, p.88. [49] Ibid, p.88. [50] Ibid, pp.65-66. [51] Ibid, p.88. [52] Ibid, p.88. [53] Orwellian,译为“奥威尔式”,词源是英国小说家George Orwell,他曾创作了多部影射前苏联的政治讽刺小说,Orwellian一词可以释义为“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 [54] Bing West, The Wrong War: Grit, Strategy, and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p.252. [55] Ibid, p.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