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将中国看成修正主义国家的担忧不断上升。然而，作为崛起国注定是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天然地是现状国家的假设存在重大问题。本文从是否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意、是否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否存在针锋相对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国际行为，发现中美都是现状国家，尽管各有其不满。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快速发展引发了对世界未来权力格局的新思考。中美之间实力地位差距的缩小引发了中国是否会从实力上超越美国的争论，如果中国能够超越美国，对于世界而言这一超越意味着什么？学术界，尤其是关注权力变化的学者作出了大量的预测，对于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测不绝于耳。[①]中国往往被想当然地视作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破坏者，简而言之，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唯有置于国际比较环境中，才能得出恰当结论。在西方语境中，美国是霸权国，被想当然地看成现状国家，而中国作为崛起国，被界定为挑战者。鉴于此，对中美之间进行深入比较才会具有说服力。本文首先梳理有关中国是否是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其次提出修正主义的基本概念，最后比较分析中美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

导 言

面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快速增长，西方学术界已经显示了对中国力量的担忧，许多学者暗示美国是理所当然的现状国家，而中国是挑战者，即修正主义国家。[②]但是，不少学者发现从当前中国的行为来看，现在就认定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过于草率，或者直陈中国并非修正主义国家。[③]由于无法从实践中找到更多的证据，有学者提出中国事实上是一个遮蔽修正主义（Masked revisionist）国家，意味着未来在更有利时机挑战秩序。[④]不过，这一切都没有逃脱美国对中国担忧假设的内在矛盾。[⑤]换言之，将崛起国等同于修正主义国家的假设已经被打破。同样，认定主导国就是现状国家也是有问题的。就当前美国而言，北约东扩和美国决定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公然宣称在全球宣传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与传统的主权概念相对立。[⑥]美国的一系列行为都与传统假设矛盾。美国一方面承诺维持确保和平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兼具帝国主义行为，渴望扩展美国观念，由此可见美国兼具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特征。[⑦]中国学者显然并不认可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甚至在反驳中指出美国才是现有秩序的破坏者，是修正主义国家。[⑧]于是，这就提出了“什么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必然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一定是现状国家吗”等问题。

一、修正主义国家概念

为了尽可能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国家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之上。施韦勒认为修正主义国家重视它渴望的比它们当前拥有的多。[⑨]米尔斯海默认为即便强者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中没有绝对的现状国家。[⑩]塔门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满意现状与一个国家在权力等级制的国际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关，权力地位越低者越不满。[11]联盟也被学者用以衡量现状国家，这一逻辑暗示彼此喜欢的国家具有结盟的动机，但是彼此不喜欢的国家不会如此。[12]实际上，追求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目标，施韦勒的定义也就失去了意义。米尔斯海默的见解只能适用于事后解释，而难以用于预测，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意图都是模糊的，从而无法预知，并且只能悲观地从最强烈的对抗角度出发，从而使得修正主义研究失去学理意义。塔门明确将满意度等同于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照此理解，现存秩序中最不满的应该是最弱小的国家，而非大国。而使用联盟既忽视了历史上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建立联盟关系的事实，也无法排除未来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结盟的可能性，难以具有历史普遍性。

在如何衡量修正主义国家问题上，罗伯特·吉尔平的分析具有可操作性，他提出衡量的三个标准：权力分布；声望等级；支配或至少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权力和规则。[13]不过，其声望等级往往与权力结构相关。江忆恩提出三个指标衡量现状国家：国家领导人关于特定规则如何说和做？领导人关于全球或地区权力分布如何说和做？关于声望等级领导人如何说和做？修正主义国家寻求这三个方面根本改变。[14]随后，他又具体评估特定行为体是外在于现状共同体。第一个指标，非现状国家是一个并不包含在许多有助于调停国际共同体关系的国际制度之中的国家。第二个指标，尽管国家参加国际制度，它在这些制度内部破坏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第三个指标：尽管国家参加国际制度，并且可能暂时遵从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一旦有机会，它将努力改变这些规则和规范，以改变制度和共同体最初目的的方式。[15]塔门与库格勒则从领土争端、军备、对国际规则的态度、意识形态以及贸易等五个方面来判断一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倾向。[16]当然，也存在更加详细的衡量标准，例如将领导人的出访目的地作为考察的标准。[17]

张家栋从国家间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变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对国际条约的态度；国家战略意图等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两国谁会挑战当代国际秩序。[18]然而，无法回避的是某些变量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使用否决权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准则。韦宗友提出了衡量非现状国家的四项标准。第一，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第二，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解决问题。第三，漠视或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第四，对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低。[19]

结合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和衡量标准，对于现状国家的衡量应该集中关注对当前秩序满意与否。现状国家是指寻求在当前国际体系中运行并不挑战当前秩序的国家，但应该包括在现有国际秩序规则之下改革的倡议者；修正主义国家指主要关注当前权力和声望优先于其他考虑，为了自己的收益和利益，寻求重塑国际体系和秩序，应该包括游离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外的孤立者。不过，如何衡量现状国家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毕竟满意度事关意图，而意图必须通过行为体现。或许，国家的行为有时可以遮蔽意图，可是，我们也无法忽视长期的行为模式也会内化，促使意图改变。从这一层面上讲，对于国家较长时期的行为模式的考察可以作为衡量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考察标准。正因为如此，结合学术界已有的衡量标准，本文主要从中美行为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因为一国的行为唯有在国际比较中才可以得以较为清晰阐释。源于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比较中美行为：是否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意？是否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否存在针锋相对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

二、修正主义：中国和/或美国？

现有的研究往往隐含一种假设，即权力转移之际的国家之间存在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对立。不过，这一假设在知识探究上未免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似乎无法逃脱中美冲突的陷阱。诚然，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矛盾普遍存在，但不能简单归结为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同时，我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现状国家，也没有绝对的修正主义国家，任何国家都应该是位于这两个端点的中间。正因为如此，任何对于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的分析必须置于比较环境之中才具有学理意义。

（一）中美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意吗？

本文对于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考察侧重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就联合国而言，中美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在安理会中拥有象征大国地位的否决权。但是，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曾长期由台湾把持，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中国将联合国看成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工具，尤其是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充当了美国的马前卒，更激起了中国对联合国的不满。在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较为消极，多次出现不合作式的弃权投票。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开始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其显著标志是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秦亚青教授强调指出中国自建国后从一个革命性国家转变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中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大战略目的发生了变化。[20]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中国经历了长期艰苦的谈判，于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表达了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心，并且大幅度修改国内法律以适应国际规则。诚然，中国也表达了对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要求，希望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但是，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动机是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合作。此外，现有的国际秩序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也吸引了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秩序。因此，将中国看成是美国的威胁，许多方面是建立在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意图和特性过时的和不准确的歪曲讽刺之上。[21]

美国在冷战之后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美国希望自己主导世界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不过这一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处处碰壁。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在中东大显身手。12年之后，美国再次提议对伊拉克动武，这一次联合国并没有给予其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不仅仅是美国的传统对手俄罗斯从中作梗，而是德国、法国、俄罗斯的联手反对。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共同行动打击伊拉克，其行为已经表示了其对联合国的不满，也产生了国际关系中的恶果。[22]但是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议题上，美国又回到了国际主义轨道上来。另外美国还退出了其曾参与的联合国下属的某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如教科文组织等，同时美国在缴纳会费上的拖沓也是其不满的一种表达。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国也开始隐现其担忧，担心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份额的增加，从而使得美国丧失领导地位。不过，现在就认为美国意欲全面打破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为时尚早。

尽管中国对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并非无条件地遵从，而是有选择地加入，但是，从历史的纵向来看，中国是前所未有地对现行的国际秩序表现出积极态度。而另一个进程则恰恰相反，美国对于自己曾经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组织日益表达隐忧。不过，尽管中美两国对现有的秩序都有所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改革现有国际秩序来实现，并非推倒重建。所以，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撑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修正主义国家的结论。

（二）是否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之一，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与呼声。中美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却又如同近邻一般密切接触。不是中国领土延伸至美国，而是美国的边界触角伸向了中国边界的山山水水。二战之后，中美之间发生军事争端的地方有三处：朝鲜、越南和中国台湾。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越南也是心照不宣地支持交战双方；在台湾海峡爆发多次冲突，美国军舰在此炫耀武力，意图威慑中国。

中美之间在朝鲜和越南的交战，冷战色彩极浓。发展到今天，尽管从战略意图上双方仍存在争夺的空间，但在这两个地区历史重演的可能性极低。而台湾问题则是双方分歧的重点，两国对于如何解决海峡两岸的政治争端存在极大分歧。尽管中国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是保留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权利。而美国则强调海峡两岸的争端必须和平解决，并突出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夸大中国军事力量，误解中国意图。[23]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武力收复台湾的时机并不成熟，毕竟战争进程的残酷性是两岸人民都难以接受的，并且会严重打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进程，但前提是台湾的现状不能发生根本改变。换言之，更可能改变现状的是台湾，而非中国大陆。而台湾改变现状的最大支持又来自美国，“中美在台湾海峡可能的冲突源于台湾，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不可能发生危机。”[24]显然，就目前而言，台湾海峡的现状改变与否，关键因素在于美国，而非中国。中国主动改变现状的动机并不强，台湾则即便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动机，其实力地位也注定了必须仰美国鼻息而动。

此外，美国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争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美国在所谓的海洋航行自由的原则之下，干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之争。在钓鱼岛问题上，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无可避免地对中国造成压力。[25]而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声称亚太地区在美国的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同盟关系。在2011年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60周年活动中，美国重申加强与菲律宾的联盟关系，宣称集体防御能力和通讯基础设施具有威慑挑衅的能力。同时，美国和越南开始深化军方关系，其象征是双方在2011年7月启动的共同训练项目。[26]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冷战之后，美国非常活跃地参与了几乎所有的跨国军事冲突或战争。随着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胜出，刺激了美国的海外用兵雄心，一扫越南战争的阴霾，大大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门槛。[27]美国利用“9·11”恐怖袭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发动了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并对伊朗、朝鲜等使用武力威胁。除了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外，美国其他公开行动都寻求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赋予其合法性。但是美国频繁动用武力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是为世界和平建功立业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美国不同，中国最近的一次战争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硝烟早已散尽。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大多数的陆地领土争议。在领海问题的争端中，尤其是南海问题上，2002年10月，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金边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是近10年来，南海周边国家却持续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不断宣示主权、显示存在，谋求既得利益最大化，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地区化。[28]对于目前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岛屿之争，中国希望利用合作方式解决争端而非使用武力。美国的介入则恰恰给了周边国家以无尽的遐想，反而恶化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是地区动荡的催化剂。“尽管中国与许多国家具有突出的领土争端，既有证据表明，中国既非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也没有帝国目标。”[29]不过，尽管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美国身影，现有证据并不表明美国有与中国开战的意图，更多的是应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之策。

（三）是否存在针锋相对的军费开支增长？

从广义上说，军费就是一国用于军事方面的经费，其内容主要涉及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研发及制造和战争的经费。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时，军费并非一个完美的数据。它无法反映一国军事技术的领先能力，也无法反映一国在海外驻军部署，更不能说明一国签订防御协定支持外国盟友的数量。即便抛开这一切，中美军费鸿沟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填平。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经费的规模，依法管理和使用国防经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国防费用保持了适度合理的增长。中国国防费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大体各占三分之一。[30]近些年，中国军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总体上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

不过，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中国公布的军费开支引起了西方的强烈质疑，将对于中国军费增长的不安和对中国军费不透明的猜忌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认为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官方公布的2—3倍。[32]我们不妨采用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对中美之间的军费进行对比。尽管在这一数据中，中国军费有较大增加，但是与美国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如图1所示）

依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自2008年开始，中国军费开支跃居世界第二，不过与美国相比，仍然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可以说，美国在军费开支上已经体现了其军事上一览众山小的实力地位。

近年来中美军费开支都有较快增长，但是各有其原因。中国军费支出快速增加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使得军事建设的常规维护费用每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增加；其次，中国正处于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军事建设中武器、指挥系统、军事训练设施的更新换代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再次，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其“成长的烦恼”也开始显现，为中国重要经济通道的保驾护航也是新近中国军队的任务，费用不菲；最后，随着安全含义的扩大，中国军队也投入大量资金研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途径。

而美国方面，其军事预算不断增加。尤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和庇护恐怖主义行动国家的国土防卫、特种部队、情报收集和常规武器上的花费增加明显。但是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美国开始重新部署其全球军事力量，主要是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但也不宜过分解读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第一，经历了十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战略调整势在必行；第二，冷战刚结束之际，欧洲地区的动荡吸引了美国的军事注意，随着这一区域形势的逐渐缓和，亚太地区动荡凸显，美国势必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当然，这种军事部署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安全压力，但是，显然目前中国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激化矛盾。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并非只有担忧和紧张的一面，双方还有着清晰的共同利益，如在维护朝鲜、南亚等地区稳定，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势力，保护全球环境，防止传染疾病等问题上，双方都彼此需要。[33]

尽管近年中国军费增长较快，但是与美国相比，仍然不足以构成其威胁。同时，随着中国国防开支逐年增加，其透明度也在不断增加。而且，中国国防开支的增加未必是出于与美国军事对抗的需要，而是与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

（四）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

冷战结束已20余年，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淡出了国际关系的视野。目前中国对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分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争议非常低调，只是在美国指摘中国人权问题时，中国政府才会适时反应，冷战时期中国主动对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攻击已经难得一见。从这个层面说，中国政府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定位早已突破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倒是美国的纠结常常让人感叹冷战残余下意识形态的阴影。

在美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国际人权方面，美国直到1992年才成为《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参加国，而且至今也没有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不是《美洲人权公约》参加国。美国是至今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参与《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反对《联合国消除所有反对歧视妇女形式公约》的国家。而中国在参与国际人权规范的努力上，要比美国更为积极，除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参与了其他所有的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

就中美的人权分歧而言，美国信奉见解不一的国家通常比世界观一致的国家更可能爆发冲突。[34]美国希望将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模式的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而且这一进程刻不容缓并企图一蹴而就，忽视了各国社会现实基础的差距。美国并非没有见到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而是先入为主地为中国设定了一种民主、自由、人权的标准，常常指责中国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忽视中国的进步。中国方面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但认为当前中国无法承受一蹴而就的代价。相反，美国的指责却激起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即西方长期欺凌中国的屈辱历史，进而激发了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总之，中美之间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差异更多地在于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上，而非终极目标上。当然，不能否认中美之间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解上的差异，但主要的争论并不在于价值的阐释，而是价值的实现途径和时间。从这个层面来看，也不能由此认为中、美是修正主义国家，而只是希望在现有秩序结构中进行改革。

结 论

在考察修正主义国家时，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并非取决于该国权力是否正在急剧上升，而主要取决于该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及行为。我们应抛弃霸权国是天然的现状国家、崛起国必然是修正主义国家先入为主的成见，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知识语境。从是否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意、是否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否存在针锋相对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四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中美的国际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从现有的证据看，没有绝对满意、也没有绝对不满意的国家。目前而言，中、美均无彻底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意图，只是在满意现状阵营中发出的牢骚之声大小不一罢了。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