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自冷战后呈现较快发展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韩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逐渐多边化的进程中，而且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东盟与中日韩的竞争关系，制约了推动东亚地区整合的前景。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会稳定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促进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示范意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较为频繁的经贸关系。冷战对抗虽一度限制了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发政策，不再实行意识形态主导的对外贸易政策后，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逐渐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对发展经济关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关系得到了全面恢复，与中南半岛毗邻的南方各省市利用地理优势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多样化特征。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自贸协议正式启动，双方经济关系开始加快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清迈倡议多边化对稳定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挥了机制性作用。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历史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开放政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潜力，逐步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增强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预期。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威胁感仍比较强，而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认为中国将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各国都强烈感受到需要采取适当接触中国的政策，尽量减弱中国成为战略威胁的可能，让经济合作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也非常渴望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在1988年访问泰国期间，中国前总理李鹏宣布，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存在障碍。实际上，东盟国家当时已与中国在解决越南干预柬埔寨问题上开展合作，对建立安全信心，缓和地区形势和促进相互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很快与所有东盟国家都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前外长钱其琛接受马来西亚的邀请，作为东盟的客人出席了1991年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
此后，中国连续参加了此后多届的东盟外长会议，并在1994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协作伙伴。1996年东盟外长会议将中国升级为全面对话伙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正式成员。参加东盟地区论坛至少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而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被视为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地区多边主义机制建设。1996年，中国与东盟当时7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代表亚洲出席亚欧会议，进一步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地区基础。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作为一个地区集团与其他国际行为体打交道。自第一次会议始，亚欧会议的焦点主要体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社会、经济和贸易关系，为亚洲地区国家政府首脑及其各国高官举行会议提供了联系和接触的平台，给中国夯实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会，也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1997年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分水岭，双方在经济及政治领域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提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但却大大凸现了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受到了东南亚各国的欢迎，不仅是因为这符合它们的经济利益，而且是因为它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对促进地区合作发展的能力与意愿，与当时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相比之下，尽管得到了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但当时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却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反对，令日本开始反思其东亚政策。1997年底，中国参加了东盟 3第一届非正式会议，东盟国家与中日韩联系开始渐趋紧密。这种合作模式源于金融危机使东盟认识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密切相连。在东盟与中日韩进行的三个双边会谈中，中国—东盟关系是唯一建立在东盟和中国共同规范基础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第2条提到，“《联合国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应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特别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1]这一规范协议使中国与东盟关系似乎比日本或韩国与东盟的关系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1999年，东盟 3会议通过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东亚地区合作的关键规范之一。
然而，即使东盟 3合作已经扩大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仍是地区发展的重点，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快于日本或韩国与东盟的关系。这种快速发展的态势意味着，中国与东盟的互动结构和规范往往成为东盟与日本和韩国建立机制化关系的基础。随着经济总量逐步超过日本和韩国，中国已经与东盟在政治和战略、经济和金融及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合作都走在了日韩的前面。2002年，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达成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分阶段实现《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非东南亚国家。在2003年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成为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南亚国家，签署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双方在2005年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与东盟召开双边名人小组会议，为促进双方后15年的关系提供蓝图。除了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之外，名人小组报告将次国家级、市民社会组织等议题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名人小组将《联合国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的宗旨和原则，作为促进双方关系的持续性动力。
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进一步推动了名人小组的工作，明确了双方加深拓宽功能性合作的10个优先领域，包括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发展、双向投资、大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运输、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等，并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这些成果在2007年得到了充分体现，双方促进优先领域合作的会议数量大幅增加，签署的协议数量明显上升。2007年11月中国—东盟峰会确定了双方进一步规划或实施的14个项目。2010年10月，双方签署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表明了双边未来关系发展的增长计划，将双方关系推向了新的战略高度。双方在政治、安全与地区事务，经贸、自贸区与博览会，科技、环保与知识产权，农业、减贫扶贫，交通、信息通信，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文化、教育与旅游，卫生、质检与海关，新闻、民间友好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双方在许多领域合作信心的增强。[2]
清迈倡议多边化中的中国—东盟关系
清迈倡议源于东亚金融危机提升了东亚各国合作自强的意识与意愿。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强烈感受到，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来可能再次发生金融危机冲击本地区的经济发展。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 3财长会议同意将原来东盟5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大到东盟 3的所有国家。按照原来的设想，清迈倡议计划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和货币回购协议政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清迈倡议是建立在1977年东盟互换安排和1998年“新宫泽构想”[3]，以及日本已经进行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的。清迈倡议是东亚各国“在危机后唯一真正得以实现的金融安排”，[4]在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建立更广泛信任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作为地区性的货币合作安排，清迈倡议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和深化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提供准备好的资金来源，支持陷入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分享地区资本流动的信息；建立地区性金融设施，提升现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为地区经济提供监测和预警系统，避免它们可能陷入不稳定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清迈倡议从中国获得的支持大于从亚洲货币基金获得的支持，也为中国对冲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的政策空间。作为清迈倡议的一部分，东盟货币互换安排从最初的2000万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10亿美元，并在2005年增加到20亿美元。[5]然而，依靠中国、日本和韩国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清迈倡议的规模在2002年就达到了200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335亿美元。到2009年，不包括东盟货币互换安排的20亿美元，清迈倡议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资金总额扩大到900亿美元。为了提升地区各国在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中的舒适度，地区各国财长开始考虑其他方式推进清迈倡议的发展。
2004年4月，东盟 3财长会议宣布推进清迈倡议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建议与安排，东亚各国准备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当任何国家在陷入流动性危机时，都可以提出借款要求。在承担出资比例方面​​，作为当时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将提供40％的资金，其余的由中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共同承担。这种安排似乎是清迈倡议和日本原先提议的亚洲货币基金之间的混合体，是中国、东盟国家甚至域外行为体，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基本上可以接受的方案。然而，这一倡议虽有助于促进地区金融合作，但一些国家仍担心国家金融主权安全，以及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应对未来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6]2006年东盟 3财长会议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进一步研究各种可行方案，建立一个支持地区流动性安排的机制，逐渐形成清迈倡议多边化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推动下，2009年，东盟 3财长会议宣布达成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建立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2010年3月外汇储备库总额达到1200亿美元，2012年5月，东盟 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外汇储备库增容至2400亿美元。
在促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中国逐渐取得了对日本的相对优势。在清迈倡议筹备的初始阶段，日本一直是向外汇储备库出资占优势的一方，但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成长到足以与日本在地区经济事务中发挥平等的作用。最后，中日都承诺向清迈倡议多边化外汇储备库出资38.4％，中国香港也加入了这个机制，体现了中国在地区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崛起以及日本力量相对下降开始成为东亚地区形势演进中的最显著特征。清迈倡议多边化同时筹划建立一个正式的秘书处，提供独立的监管和研究工作。清迈倡议的双边性质仅意味着个别国家能监管和决定自己准备按需要提供的资金，中国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的立场，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促进地区经济进程的信心，而且反映了中国愿意更深入地参加以前认为是侵犯金融主权的机制。东盟国家在清迈倡议多边化中出资较少，但获益较多，对稳定各国金融形势能发挥较大作用。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地区协调机构，东盟 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总部没有设在东盟总部所在地雅加达，而是在新加坡，2011年3月24日正式开始运行。[7]
总的来说，中国支持东亚金融合作主要源于为自己和平发展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政策目标。中国密切关注美国加大战略投入东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本在东亚地区整合进程中的竞争作用，以及东盟在领导地区合作机制中的能力、意愿和利益。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已经不可或缺，并开始将战略重点放在全球而不仅仅是东亚层面，更关注全球治理机制对中国和东亚地区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在东亚已经超越了竞争对手的意识，更多地是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协作，加强应对全球危机的地区机制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对地区金融合作政策变化的动力主要源于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所产生的积极成果。[8]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及从《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自由贸易区建设，都是以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东盟 1、东盟 3机制中获得的经验和能力为基础的。
贸易合作的中国—东盟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的经贸关系一直在逐渐发展，双方一直试图促进现实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基础，为双方未来经济活动提供机制性保障。双方在1994年建立了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讨论地区和国际经济问题，以及与双边贸易相关的事务。在2000年的东盟—中国峰会期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建议，中国和东盟十国应正式加深发展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建立一个促进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专家小组，讨论如何加强经济关系、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促进共同利益的其他问题。虽然东盟、日本和韩国都对此建议深表震惊，但东盟仍同意双方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确定推进双方经济合作关系的具体方式。
在2001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中国与东盟专家小组提议实行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发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当时，东盟和中国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态势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根源。通过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和东盟可以促进地区内市场朝着更加自力更生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中国宣布，作为早期收获计划的一部分，将单方面免除来自东盟各经济体部分产品的关税，这对东南亚4个欠发达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以及发达国家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菲律宾起初担心中国商品最终会对其国内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坚决抵制加入早期收获计划，成为最后签署早期收获计划的东盟成员。印尼也希望通过与中国重新谈判削减关税，为延迟中国商品影响当地市场赢得更多的时间。
2002年中国—东盟峰会签署的《关于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双方在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优先领域，以及银行、金融、旅游、工业合作、交通运输、电信、知识产权、中小型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和林业产品、矿业、能源和次地区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2004年中国—东盟峰会签署了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当双方发生贸易争端时，可以任命仲裁庭对问题进行裁决。双方甚至承诺以世贸组织总干事或其副总干事的裁决作为解决冲突的参考，显示出双方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愿意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对东亚地区经济治理来说是一项重要进展，也表明双方愿意在维护国家主权规范和不干扰原则的同时，也准备愿意做出一些改变，以适应促进合作的需要。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双边服务贸易协定。2009年，双方签署了投资贸易协定，中国宣布建立一个总计达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资助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施、能源和资源、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合作项目。
2010年1月1日，正值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在试图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开始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覆盖19亿人，拥有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间建立的最大单一市场。在2010年的前9个月，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同比增长了44％，达到了2113亿美元，其中，中国从东盟进口1118亿美元，增长了51%。[9]2010年上半年，双边投资总额达到694亿美元。双方的贸易额从1997年的226亿美元，到2011年已经达到3629亿美元。东盟仅落后于欧盟、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10年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宣布计划到2015年将双边贸易增加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将增长到100亿美元。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表示，如果中国与东盟关系是地区其他一体化倡议的榜样，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将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基础。
正如新功能主义理论的逻辑机理所阐述的，双方经济密切合作的效益影响和促进了双方的战略关系。中国与东盟以推进自由贸易的形式，使用经济外交逐步建立了双方多领域、多层次的良性协作框架。中国利用东盟地区论坛提出了自己的新安全观概念，强调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也希望利用双方相互依赖加深的经济关系，促进建立范围更广泛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共同体。[10]中国坚持维护东盟作为建设东亚地区共同体的核心，将日本和韩国也纳入到地区整合轨道，接受东盟应对地区和国际关系的规范，充分显示了中国“睦邻、友邻、富邻”政策的诚意，以及中国努力构建和谐东亚地区的政策目标。
地区整合中的中国—东盟关系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整合往往都是由地区内最大的经济体推动不同的是，东亚地区整合进程由一些中等和较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所推动。因此，东亚地区整合的主要挑战也正是东盟能否继续稳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是否会不得已将之拱手让给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从逻辑上看，地区领导国家通常是能够推动地区整合进程的单一国家，[11]但也可能是有效促进地区整合的某个具有领导力的国家群体。[12]对东亚地区来说，领导国家的概念存在四个结构性问题：第一，在东盟内部，没有一个这样的领导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东盟内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但缺乏推动地区整合进程的资源。新加坡具有资源但缺乏规模，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存在问题。泰国具有这种领导的潜力，但作为一个中等国家，仍受到内部政治局势长期动荡的困扰。马来西亚只希望搭东盟集体行动的便车，至今没有表现出领导东盟的意愿和能力。越南虽有雄心和一定的能力与意愿，但其他大多数东盟国家对其战略意图持较大戒心。这也是东盟一直特别强调内部多样性团结的真正原因。
第二，作为东北亚国家，中日韩比东盟任何国家都更拥有发挥地区领导作用的资格。随着东盟与中日韩推进合作与整合进程，中日韩发挥领导功能的可能性在增加，但哪一个能成为地区领导尚存在较大问题。即使经济长期低迷，技术和资本雄厚的日本，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强大，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仍将长期存在。然而，日本追求东亚地区领导地位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这种挥之不去的怨恨会阻碍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韩国缺乏推动地区发展进程的经济规模和资源，但其在与美国和欧盟建立自贸区的政策实践，对推动东亚地区整合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当前所有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这种关系能为东亚其他经济体提供经济和社会受益，就有可能推动双方或地区在其他领域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如果东亚地区整合进程都像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一样，那么中国注定会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国。正如王景荣所指出的，中国与东盟10国在经济和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快，需要东南亚国家在以前不确定和具有歧见的许多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然而，中国并未将在地区整合中的领导地位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中国影响地区事务的能力有所增长，但中国唯恐东盟产生对自己的恐惧心理，一直没有成为地区霸权的野心，而是将东盟推动地区合作领导者的地位上。
第三，中日韩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限制了三者发挥领导作用。中日韩之间既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恩怨，也具有现实的利益冲突，更有难以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韩国与中国对日本具有深刻的历史伤害心理，日本任何冒犯性的行动都可能助推中韩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也影响相互间发展贸易的民意基础。“政冷经热”的态势具有非常强的不确定性。中国与韩国已经和东盟开始实施自贸协定，对中日产生了巨大压力。在中日韩三边讨论自贸区问题上，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始终是敏感的焦点问题。鉴于经济规模的影响，韩国对中日可能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占据优势持有一定戒心，但日本对中韩可能更快签署自贸协议持谨慎态度。
第四，东盟担心东北亚三国可能领导地区事务。东盟一直对推进东盟 3自贸协议谈判和建设的意愿严重不足，担心一旦东盟 3自贸区建立，就会变成3 东盟自贸区，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经济的中心，必然会将东盟逼到被边缘化的位置上，东盟领导地区事务的能力可能因此而减弱，甚至反过来影响东盟内部的整合进程，并降低东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东盟虽然不能阻碍中日韩谈判自贸协议，但更希望能够在东盟 3自贸协议谈判的框架下进行，否则一旦中日韩建立了自贸区，东盟就会落后于东亚地区的整合进程。
由于东盟缺乏推动领导地区整合进程的国家，国家间合作推动地区整合将成为东亚地区整合最可能的方式。鉴于此，中国与东盟提升战略伙伴关系具有最具实际意义。对东盟来说，未来的最大挑战是继续维持其在地区经济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对中国来说，与东盟保持紧密合作符合其战略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力量开始转化为对东盟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东盟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市场，那么只有当中日韩加上中美俄印等处于一定紧张关系时，东盟才可能居于地区领导地位，东盟奉行大国平衡的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但出于夹缝中的东盟能否自如地处理这种平衡关系尚不得而知。
对东盟国家来说，减弱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就像根据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制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清迈倡议多边化建立独立监管机构一样，创立具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推进中国—东盟经济秩序和地区秩序，提高双方互动的透明度，减弱下行风险。2004年做出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决定是中国首次愿意将自己的政策决定置于对外合作之中，东盟 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是各参加国首次愿意将自己的金融政策和行动交给一个独立机构，与东盟方式的软制约和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都具有明显差别。对中国来说，提升与东盟的相互依赖并不是最终目标，领导地区整合进程并不符合中国的中近期利益，也不是中国的能力所能够达到的。中国仍需要以更务实的态度，与各方一道努力促进合作，增进互利共赢的局面，为自己在全球层面发挥更大作用奠定地区基础。
结语
中国坚持“不当头”的政策意味着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抑制自己成为领导者的冲动。尽管中国因实力增长而显示出外交自信，但中国崛起是与东亚崛起同时进行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同样也促进了东盟及其成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自信。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仅对中国、对东盟，而且对更广泛的东亚或亚太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东亚地区经济秩序的变化。从战略的视角来看，随着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必将超过日本。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成为东亚合作的模式，促进了日本与韩国促进与东盟的关系，对东亚地区建构具有相当大的战略意涵。中国能否成为东亚地区领导不仅受到地区内外各支力量的挑战，也受到地区整合行为准则的制约，更受到自己对外政策一致性的束缚。从目前来看，中国致力于推动地区整合的规范建设，符合东盟试图平衡中国与其它域内外国家的利益。中国与东盟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成功正推进其与东盟其他伙伴的贸易、投资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促进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

文献来源：《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