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通常认为国际体系主要由大国关系所决定，很少考虑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小国集团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小国集团在处理内部事务以及与国际主要大国交往取得了巨大成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现象。海合会和东盟的案例说明，安全议题向经济议题转型提升了小国集团在地区整合与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小国集团的未来发展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内部保持相对稳定团结以及吸引外部大国的非霸权参与。

近代以来，国际体系中的分析框架往往忽视了小国或小国集团在国际安全结构中的作用。总的来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小国权小言轻，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力量有限。[1]然而，国际社会中的许多小国为了促进自身安全利益不断发展独具特色的内外战略，不仅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对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小国也能够战胜挑战，巩固和促进自己的安全。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利益诉求更多更广泛，竞争与合作的范围和程度都更大更强烈，然而许多小国却通过组成集团或者合作的方式拥有足够的国际空间发展自己的战略，在大国之间发展一种动态平衡的外交关系，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无论是居于亚洲东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还是西部的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都是这种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
规模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小国的界定不一而足。尽管领土和国内生产总值等也经常成为判断的标准，但一般认为，人口上限为1500万的国家为小国[2]，以此为标准，当前世界大约有150个左右的小国。[3]当然，有限的自然禀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大小的重要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小国并不一定是弱国或穷国，许多小国，如新加坡[4]，虽然小，但强而富。然而，本文讨论的两个小国集团东盟和海合会的一些成员人口规模超过了1500万，有些国家的自然禀赋和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但总体上，尽管东盟的印度尼西亚和海合会的沙特阿拉伯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但这两个组织被广泛认为至少是中小国家的集合体，基本上可以姑且称为小国集团的典型，对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小国集团政策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际关系中的小国集团
小国集团的理念摆脱了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桎梏。现实主义理论通常关注大国在国际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态势和战略取向，认为只有大国才能够决定国际体系发展的方向。在叙及小国时，更多的是探讨小国在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可能的机遇。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小国与国际主要大国形成鲜明对比，通常指在常规战争中拥有较少资源主导国际安全议题制定与议程设置，影响国际安全秩序的国家。它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进行单独自卫，难以抵制外界影响力保障自身独立自主，需要依附大国或与大国结盟才可能维护国家安全。对小国而言，国家的生存问题比大国更为严峻。然而，小国之间结成集团更多地是从内部合作缓解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体现了小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利益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国在应对个别小国是具有绝对优势，但在试图影响地区体系走向的大问题上必须与小国集团进行博弈，甚至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小国感觉到较高的舒适度，才可能实现推进地区秩序不断发展的政策措施。
小国集团更容易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影响力。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地区安全往往被置于较为从属的地位，但更能体现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国际体系中的次要角色，小国只有放在地区架构中，它们的安全需要和态势才会更明显。从地区安全视角来看，冷战后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呈现出相当破碎的图景。地区体系是由联系互动更为紧密的国家行为体组成的。由于地理位置与范围，以及国家对外战略能力的限度，地区体系中的国家关注的地域通常局限在其周边，与地区外国家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差异，对安全领域上的关注尤为如此。小国集团往往是地区内长期互动协商的产物，具有更相似的任务、目标，关注点往往更聚焦于地区问题，更容易从适宜地区特征和适合各当事方需要的角度出发，找到应对、管理和解决地区热点和难点问题的途径，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从规范原则来看，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并没不存在太多区别。地区安全架构似乎只是缩小版的无政府体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地区体系中的各行为体比其在国际体系中更有能力解决安全困境和相对收益等现实问题。然而，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本质上比较开放，更容易受外界影响等。在地理上不位于某一地区体系的国际性大国，在某些领域上，如果能在该地区投注足够的资源，就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地区成员身份。地区体系结构因此不仅由地区内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且可能受在某方面有足够力量干涉该地区事务的国际大国的影响。然而，小国集团数量多，更容易反映地区国家的主流意志，形成的力量的具有聚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地区大国甚至全球大国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小国集团可以增强各成员的安全感和自主性。虽然许多小国对国家安全并不抱太大希望，但它们并不命中注定是无助的，沦为大国的受害者，或者周边国家欺凌的对象。它们对现有大国和周边国家的态度往往对它们的安全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小国来说，它们认为可以通过搭便车战略可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也可能将平衡原则作为可以获得安全利益的最佳选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小国始终希望成为高度独立的行为体，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行动和决策自由，而不能成为联盟体系中大国保护下的卫星国。因此，小国集团更容易帮助小国避免成为大国任意支配的对象，可以利用联合国或许多国际机制的组织原则最大程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容易受到侵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小国也可以建立比较精锐和具有杀手锏功能的力量，让大国和周边国家不敢轻易采取进攻性措施。小国的独立性并不一定体现在国际社会中的特立独行，在一定条件下与自己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结成统一战线也是保障自身能够维持独立性的重要保证。
小国集团可以避免成员与大国结盟造成的政治风险。小国特别可能担心被牵连，特别是在与大国的联盟中，大国有可能迫使弱国加入自己发起的战争之中。另外，地理位置的邻近可能容易使得小国沦为卫星国，或被剥夺成为边缘国家，也是许多小国可能不愿与大国结盟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与其它战略相比，小国更倾向于不结盟战略。从理想状态上看，对小国来说，不存在大国的国际体系中应该是最好的格局。由于无极体系是难以存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似乎也要比单极体系更好一些。多极国际体系的存在可能会给小国的政策选择提供较大的国际空间，大国之间对小国的影响可能会中和或抵消掉。在这样的格局下，每个大国可能会保护小国，或至少会否定自己试图控制小国，避免其他大国的批评。当然，小国集团也不是意味着成员之间一定需要存在联盟关系，但这种联合方式至少可以增加成员摆脱大国胁迫的能力，避免在大国之间发生争端时选边站。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一些小国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倾向于某一方而畸形讨价还价，利用大国间的竞争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当前地区化程度上升，世界多极化增强的世界里，小国正面临着利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以及崛起大国之间竞争态势都在增强的难得机会。这些崛起大国试图在地区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甚至抵制，极其需要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力量支持自己的政策倾向。同时，国际守成大国也在努力巩固自己既有的政策优势，拉拢一些小国维护自己在国际机制或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或话语权。在避免与任何竞争状态中的大国结盟的过程中，小国会努力在大国间建构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努力消除它们支配地区事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小国集团的形式维护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权利，避免成为大国主导地区事务任意驱使的棋子。
总的来看，小国集团至少可以反映小国在对外政策上寻求一种归属感。在许多国际机制中，小国集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现了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在具体领域的共同政策倾向，通过集体的行动增加与其它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使适合自己的行动规范成为推进国际机制的原则，在维护集体利益的过程中促进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有些小国集团已经独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为体，如本文进行比较分析的海合会和东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极大兴趣。小国通过这种联合自强，形成一种身份意识，不仅有助于其不断塑造更适合自身发展客观情况的战略，而且有利于小国集团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和巩固地区形势的良性态势。

海合会的权力平衡战略

二战结束后，海湾地区一直缺乏促进安全国际化的安全架构。海湾国家都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地区安全，但相互间并不存在这方面的合作协议，在发生冲突时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即使在海湾地区内部，国家之间在能力建设和安全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性，几个小国的软弱性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于拥有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比较强的伊朗和伊拉克，海湾国家处于非常自相矛盾的境况。沙特阿拉伯虽然经济总量很大，约占海湾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所有海湾国家的军事开支都比较高，但这些国家军费的效率一直很低。如果单纯从数字上看，这些国家至少在理论上能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和海湾诸多小国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仅仅和西方一起，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支持伊拉克与伊朗作战。正因为此，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首先担心海湾可能出现一个霸权国，垄断地区的安全秩序。为了“遏制伊拉克的强权、伊朗的霸权和伊斯兰的极端主义”，海湾地区的南部部分国家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条约组织。1981年5月26日，它们在阿布扎比签署了书面协议，正式成立海合会。尽管有批评认为海合会不是避免伊朗和伊拉克成为霸权，而是沙特试图建立自己霸权的对外政策工具，然而即使像沙特这样的中等国家，也难以通过自己的方式确保自己的安全。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表明，这些国家仍具有依赖大国在地区发挥作用的倾向。
海合会是一种排外的地区安全安排，体现了海湾国家安全关切的主要对象。建立伊始，被称为“海湾地区北约”[5]的海合会就排除了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两个大国：伊朗和伊拉克。从政治体制上看，海合会的成员都是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国，这是他们为维护国家政治体制而共同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和挑战的基础，也是在近年来中东政治变局中海合会邀请摩纳哥和约旦加入海合会的内在原因。无论是当时的萨达姆政权还是现在的政府，伊拉克实行的都是较为世俗的政治体制，而伊朗实行的虽然高度重视伊斯兰的神权体制，但在民族构成主体中为波斯人，而且其行政机制中的世俗特征要远比海合会成员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当时伊朗和伊拉克都是海湾地区的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对海湾地区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的胜者有主导地区形势的可能性。海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其他国家准备联合起来保持在安全政策的统一性，与伊朗或伊拉克形成一定的战略平衡，避免这两个国家可能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构成伤害。
海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强烈的紧张和竞争关系。随着两伊战争以双方均遭受巨大损失而结束，以及萨达姆政权悍然入侵科威特，特别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海合会成员国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海合会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没有赢得萨达姆的好感，相反却认为海合会坐收渔翁之利，大发战争财。海合会国家也因为相互间对两伊战争态度的不同而产生了一定的隔阂。科威特明显感受到来自萨达姆的要挟与威胁，并最终几乎被伊拉克灭国，而有些海合会国家甚至希望明哲保身，对萨达姆实行绥靖政策。海湾战争打击了萨达姆政权，但并没有海合会国家带来多大的安全感，伊拉克对海合会国家的仇怨更深了。而且此后，海合会国家间的结构关系变得更趋复杂，要界定共同的战略目标相当困难。海合会成员间一直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感。其它成员对沙特本能地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另外，阿曼与伊朗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内社会与伊朗也具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伊朗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海湾邻国实行积极的政策，使用贸易和外交等传统手段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海合会国家间的政策分歧。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合会实行更为灵活的对外政策，寻求更广泛的国际空间。自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崩溃，以及美国双重遏制战略结束以来，伊朗政权似乎成为海湾地区中崛起的大国。伊朗核计划和民族主义和宗教领袖的言论加剧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不仅是客观情况结构化形成的，而且是可以随着主观认知以及政策行动驱动而产生变化的。为了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伊朗和海合会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协调关系，而海合会也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参加其第28届峰会。这种合作虽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但毕竟表现为相当强的正式性。对近年来的海合会国家来说，主要威胁仍是来自伊朗。因此，2006年5月，海合会在提出的《海湾安全对话》[6]倡议中，强调美国在维持海湾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希望与美国保持持续性的联盟和加强军事技术和军备转让，军事交流和人员驻扎，增强海合会国家的安全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海合会明显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平衡或遏制伊朗。
海合会也积极与地区外国家和组织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海合会成员在安全上与美国的关系相当紧密。其中的弱国对美国的依赖尤为明显，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国家对自身安全能力的极端不信任，也说明了它们试图借助与美国或其他地区外国家的关系平衡海合会中最强大的成员沙特。海湾地区的弱国非常希望具有自己的政策选择。例如，阿联酋在2009年通过利用其国土提供军事设施，毫不犹豫地引入了像法国这样的大国。早在2004年，为促进北约与海合会建立伙伴关系，北约峰会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ICI）。在海合会六个成员中，只有阿曼和沙特尚不是伊斯坦布尔倡议的成员。伊斯坦布尔倡议不是为了解决地区安全困境，但显然主要是一种双边方案。近年来，虽然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并不为海湾国家普遍认可，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对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可以取代，依然是海湾国家的重要选择。中国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但更多地是体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不是军事安全领域，要想与美国在中东地区比肩，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观察。
冷战后，海合会的功能从安全为主逐渐上综合安全与经济领域转变。海合会也肩负着和平与发展的双重任务。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反恐已经成为海合会各成员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这一议题在各国国内也成为非常敏感，决定着这些国家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海合会成员在经济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相互依赖程度非常有限，例如海合会成员间的贸易仅仅达到10%，与欧盟成员间的60%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可以利用经济利益比较一致的优势，在对外投资、油气资源开发出口政策等方面采取一致的立场，维护自己在国际金融和资源市场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从近年来海合会在国际社会上的活动领域来看，其最令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在军事安全领域，而是在经济合作领域，如其与欧洲、非洲、拉美和东亚地区国家和组织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或常规性的合作倡议，这些都有助于海合会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东地区经济议题日趋重要的当前关键时期，发挥着驱动与引导的作用。

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近年来，东盟在促进自身发展与对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成就。从东盟内部来看，东盟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始机制化，不仅基本上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而且致力于到2015年建成东盟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在地区安全上，东盟通过东盟外长会、防长会等机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综合安全为议题的框架。在对外关系上，东盟不仅与中日韩印澳新等国签署了自贸协议，而且与部分国家的自贸协议已经开始实施。在此基础上，为了建立以东盟为核心地区合作架构，东盟超越了中国提出建立“东盟 3”（APT）自贸区的倡议，以及日本提出建立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CEPEA）的倡议，在提出了自己主导的地区综合经济伙伴关系（RCEP），并努力推进到2015年实现这一倡议。这虽然被认为是为了减缓东盟部分成员参加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谈判产生的压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盟在促进地区合作的决心与抱负。
东盟通过提供平台促进与大国合作，逐渐从“大国平衡”向“平衡大国”的方向转变。虽然两个概念在表现形式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但实质上却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大国平衡”战略的主体是与东盟具有一定关系的合作伙伴，在利用东盟所提供的平台上，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 3峰会和东亚峰会等，相互间形成一定的平衡关系。其中，前些年，中国倾向于建设东盟 3自贸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东亚一体化，而日本倾向于建立东盟 6自贸区，被外界普遍认为中国与日本在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权。从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发展进程来看，中日之间的博弈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近年来，随着美国强势重返亚洲，并利用传统盟友和拉拢新伙伴的形式分化东盟，国际社会认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东盟更像是一个被推到领导者地位的搭便车者，大国在相互平衡的过程向地区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为东盟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安全管理的能力。东盟似乎并没有资格与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的资格，而是在塑造地区合作机制的过程中提供活动平台和行为规范。
相比之下，“平衡大国”战略的主体不是地区外各大国，而是居于地区合作架构核心的东盟。东盟已经不再满足于利用地区外各大国的竞争平衡而从中得利，而是希望实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甚至希望以整体的身份与各大国之间进行平衡，从而彰显自己在地区合作中的突出地位，成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这其中不仅是因为东盟近年来总体实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更是东盟对外诉求不断增长的后果。在甚至具有全球性的地区外大国，如中美俄日等竞相拉拢和推动的过程中，东盟自认为自己已经具有在全球议程中发言的资格。自2009年东盟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20国集团峰会，以及东盟成为联合国的观察员国，更是让东盟感觉与大国进行平衡可以成为现实。当然，东盟更大的目标是，在建立东盟共同体后，东盟平衡大国的战略将是自己获得更多的现实利益。
相比周边国家，从任何方面来看，东盟成员都似乎是小国。印度尼西亚虽然是20国集团成员国，但经济总量仍然不够高，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仍难以达到较完善的层次。从单个国家来看，新加坡可以算是东盟成员国中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但其主要的安全威胁并不是地区外大国，而是担心邻居一旦不高兴损害自己的安全利益。在许多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主要是为了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威胁。任何东盟成员国，甚至所有东盟成员国加起来与中国或日本这样的国家发生全面战争，如果没有外部干预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和机会。由于中美在东亚地区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东盟及其成员非常清醒地表示自己不会选边站。这一立场更是体现了东盟对待地区外大国的平衡政策，或者说是对距离政策。作为一个集团，东盟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安全同盟，而主要是为了保护成员国主权不受内部威胁。
对东盟各成员而言，从安全方面来说，东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替代方案，东盟在安全方面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早在1971年11月，东盟就发表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化宣言》，呼吁在东南亚地区实现中立，免受外部影响。而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更是加强了东盟在这方面的政策主张。在冷战后，美国的长期存在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东盟逐渐转变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消极平衡的想法，开始实施积极的接触中国和美国的平衡大国战略。随着中国崛起，除了既有的同盟关系，东盟及其成员国极力避免公开和中国与美国进行结盟。尽管在南海问题上，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议，但东盟并没有放弃接触中国的政策倾向。当然，为了避免东盟转向美国，关闭与中国合作的大门，中国始终认可东盟是地区事务中正式的领导者，并建立了对东盟成员国更加有利的自贸区。
然而，单纯从安全方面来看，东盟与中国接触并不是一种搭便车行为。东盟国家事实上在促进和维护自身安全方面相当不愿意信任中国。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伤害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泰国和菲律宾是美国非北约的重要盟友，新加坡表示非常希望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维持在当地的存在。尽管时常发出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声音，马来西亚和越南也不反对美国在当地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东盟的平衡政策。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东盟没有建立任何的联盟关系为自己或其成员提供安全保护伞。重要的是，即使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受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也不愿与美国进行结盟。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曾明确表示，只要美国保持克制，在马六甲海峡管理上不伤害它们的主权利益，它们就欢迎美国在当地的存在。

小国集团发展的战略前景

小国集团的对外政策选择都突出反映了内外环境的客观现实。从地理上看，东盟和海合会都处于全球重要航道的联络地带，海湾地区的油气资源很大一部分要经过东南亚地区输送到东亚地区，冷战后的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冷战时期都曾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冷战后海湾地区也曾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在东南亚大规模的国际或地区战争几乎消失，但许多国家仍存在内部冲突。从地区形势上看，这两个地区都存在具有比较有野心的国家，如东南亚的越南和海湾的伊拉克与伊朗。而从海合会和东盟内部量看，都存在规模相对较大的成员，如东盟的印度尼西亚和海合会的沙特阿拉伯，且这两个国家都分别有领导该组织的潜力。从组织起源上看，这两个组织都一开始将安全议题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但逐渐将综合安全作为自己关注的重要对象，因为像反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且在安全互信程度增强后，逐渐扩溢到经济领域，将经济一体化作为自己当前最重要的合作领域。
小国集团的外部平衡不仅仅源于内部平衡政策的惯性。无论是海合会还是东盟内部都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更多是集团中更小规模的国家在努力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成为集团的领导，甚至霸权国。对这些小国来说，在一个地区合作架构中，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对综合国力强大国家的依赖逐渐增大并不是维护持久安全的保障和关键。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小国们可能倾向于一种没有主要国家的体系。除了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集团的其他成员都在通过寻求这种双重平衡的政策实现地区稳定和发展。这种战略虽然可能会削弱集团内部运行的效率，也有碍于集团对外平衡地区外大国的作用，但有助于促进成员间的战略互信，并在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致性的政策意见。近年来，海合会和东盟都在试图成为地区事务的领导者。例如，海合会努力在中东政治变局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而东盟也试图在事关其部分成员国的南海问题中发挥作用。小国集团的对外平衡战略逐渐显露出其更大的战略抱负。
小国集团更倾向于建立一种非正式的意愿联盟或协商机制，这有助于促进小国集团的良性发展。东盟虽然致力于建立共同体，但其决策机制和治理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个论坛，对成员只具有软约束力。根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其他基础文件，东盟强调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相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并重视国际和地区问题通过协商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东盟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限度，但它保障了东盟内部的公平公正和团结，维持了其在余地其外大国进行协作时能保持一定的平等性，甚至优势。也正是如此，中美俄日印澳新等国才感觉到东盟虽具有一定的抱负，但这种抱负是有限度的，至少不会伤害它们在本地区的利益。另外，东盟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并不阻碍其成员单独对外政策的选择性，两者实行的是一种双轨制。例如，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妨碍部分成员国单独与中国在具体领域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像东盟一样，海合会在2012年也增加了成员国，这不仅体现了海合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上升，也反映了海合会在对外关系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了许多国家与之加强关系的需要。由于存在能源合作的关系，海湾对诸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等都具有战略利益的国际行为体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海合会通过实施平衡战略到自身承受的安全压力得到了释放或传递转移。也就是说，海合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将将威慑负担或可能爆发的战争引向其他国家，同时自己又不会招惹麻烦。冷战结束后，虽然海合会许多国家与国际恐怖主义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它们都避免了因国际反恐在受到巨大影响。在近两年的中东变局中，阿曼、巴林和卡塔尔等国内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但海合会通过整体的力量维持了各成员的总体稳定。
东盟管理集团的方式对海合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这两个小国集团的内部管理都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限制了其在深度整合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阻碍。然而，他们可以通过相互借鉴发挥更大的组织效能。从当前来看，东盟在引导地区内外合作方面显得更为成熟和成功一些，主要表现为成就更多，作用更大。因此，对于海合会来说，如果要想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可以设计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地区合作架构，并制定对非海湾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行为规范，将伊拉克和伊朗，甚至埃及和土耳其都吸纳进来，秉承先易后难，县经济与社会文化后政治的原则，形成致力于协商合作的组织基础。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相互间的政治信任，而且有助于推动中东安全复合体建设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东面的东亚合作架构，西面的欧盟合作架构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并可能将前两者的合作架构连通起来，进一步提升海合会在中东地区甚至全球合作结构中的战略地位。

结语

尽管地区体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在功能上和结构上发生任何变化，但通过两个不同地区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区小国集团的政策选择。尽管两个地区存在着较大不同，但它们的成员间关系及其与地区外大国之间的政策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总体来看，搭便车并不是小国的最优选择，小国结成具有论坛性质的非正式集团才是正途。通过深思熟虑的平衡战略，以小国为主的东南亚和海湾地区建立了一种脆弱但功能性较强的集体机制。尽管海合会内部分歧和缺乏集体认同，影响了对海合会结构性关系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在东南亚地区，情况则显得更为成熟。虽然东盟的组织架构建立于冷战时期，但其在演进过程中逐渐更为开放。东盟比海合会更早认识到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在地区外大国，尤其是中日韩相互竞争的推动下，逐渐推进了地区一体化，实现了国际经济发展重心从欧洲和北美向东亚地区转移，美国也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陆续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军队，将更多的外交和战略资源投向亚太地区，加上美国国内页岩气开发力度加大，对中东油气资源依赖减小，海合会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会进一步减弱。如果以海合会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仍然以安全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重要内容，而忽视经济发展在全球议程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更难以合作的安全议题。当然，海合会与东盟这两个地区组织加强合作的地区间主义正成为国际合作的潮流，将是这两个小国集团今后发展的重要选择。

文献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