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工业化”现象引发主要经济体的强烈关注。[1]工业部门在创造就业和保持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下，2011年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政策，巴西发布《工业强国计划（2011-2014）》，而中国的工业部门加快走向全球。“去工业化”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涉及技术能力的地理分布，关乎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巴西等国在思考其“去工业化”问题时，均不同程度地归咎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去工业化”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反映了中国作为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困境。本文试图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去工业化”问题的政经因素与应对之道，进而探求其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经贸合作是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的中巴贸易额是1974年的4952倍，达到842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前美国占据该地位长达80年。[2]目前，巴西超过18%的出口流向中国，超过56%的贸易盈余来自对华贸易。[3]巴西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快速提升，经贸关系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巴经贸合作更趋紧密，成为各自应对危机的重要依托，体现出战略价值。这些事实不仅充分显示出中巴贸易的活力和增长前景，而且充分显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经济潜力。考虑到巴西之前的最大贸易伙伴均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中巴贸易的成就尤其可贵。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强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在取得上述成果的同时，围绕巴西“去工业化”现象，中巴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显现。巴西去工业化现象有两个表现：一是制造业在国内产值中份额的显著下降；二是工业制成品在对外贸易中份额的显著下降。后一个表现在中巴贸易中非常突出。巴西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初级产品在巴西对华出口中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而且从事对华进口的巴西公司要远远多于从事对华出口的巴西公司，两者在2010年的比例约为10：1。[4]2010年巴西在对华贸易中享有5.2亿美元的顺差，但该年巴西对华出口的84%是初级产品，而中国向巴西出售的产品中98%是制造业产品。[5]由此不难理解，与印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不同，巴西更多关注的是对华贸易模式问题。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巴西固然担忧中国经济减速带来的进口需求减少；但其更深层次的忧虑，却来自于中巴贸易模式对该国“去工业化”现象的影响。
事实上，巴西的“去工业化”现象有着深刻的国内原因。落后的基础设施、汇率升值、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利率过高、高等教育偏重文科等都难辞其咎。巴西政府和智库人士虽对此心知肚明，但依然对该现象中的中国因素颇有微词。为了应对在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压力，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于2010年提出货币战争概念。他以此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故意压低其货币，以增强各自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巴西近年来还努力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汇率问题。罗塞夫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议题，始终聚焦如何增加对华制成品的出口，改善对华贸易结构。2011年9月，巴西外贸委员会宣布一系列限制进口措施，涉及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以保护本国工业。针对中国企业利用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便利，在成本更加低廉的成员国设厂，然后将产品出口到巴西市场的做法；巴西政府仿效加拿大的经验，利用贸易壁垒鼓励中国公司前往巴西本土投资，从而增进巴西的工业化。奇瑞公司受此影响，调整在乌拉圭设厂再出口巴西的战略，转而在巴西投资设厂。这些来自巴西政要的表态和政策举措，深刻地反映了巴西各界对于中巴经贸合作的如下忧虑。
忧虑之一是中巴贸易结构“南北色彩”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长此以往将加深巴西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加剧“去工业化”现象。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巴贸易的深化出现了两个不利于巴西的趋势：一是巴西从中国进口产品正在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二是巴西的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不但在国内受到中国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而且在全球市场也受到冲击，这加重了巴西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6]据南大西洋通讯社报道，在过去12个月内，阿根廷对巴西工业制成品进口减少20%，而对华同类产品进口增加8%。[7]据此，巴西政府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指责阿根廷为了应对国内通胀压力，故意对巴西制成品进口施加限制，从而增加中国的产品进口。这一事态表明，中国因素不仅加剧巴西对其贸易出口产品结构恶化的忧虑，而且引发巴西对其地区贸易布局的担忧。中国政府曾于2012年提出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巴阿最近的分歧表明，实现该意向必须降低巴西对“去工业化”效应的忧虑。
忧虑之二是中巴贸易加剧巴西的“去工业化”进程，危及巴西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福利和国际竞争力。工业化是现代国家财富与竞争力的基础，罗塞夫政府对工业化特别注重。这一方面是是基于巴西的大国抱负，不愿意沦为其他大国的原材料供应国；另一方面，巴西从自身和其他大国的发展中吸取了教训。中巴两国30年前经济实力相当，如今却相差甚远，因此巴西特别重视中国成功发展的经验，并将其归结为制造业的繁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竞争力，也令巴西深受震动。从巴西的国内发展议程来看，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而且报酬偏低，只有强化工业部门的竞争力，才有望增加社会就业率和提高竞争力。此外，受到中国产品冲击的巴西本土企业和欧美企业，抱团游说巴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圣保罗工业联盟（FIESP）和国家工业联盟（CNI）是巴西国内对华贸易批评声音最高的两个行业协会。私有部门咨询委员会在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程序中作用至关重要，国际工业联盟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2011年9月，巴西政府宣布对进口汽车征收30%的关税，正是巴西国内利益集团施压的结果。在巴西对华贸易产业格局中，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受益，制造业部门面临中国同行的有力竞争。因此，巴西制造业的前途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
巴西政府的上述表态和忧虑表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基础亟需巩固，使之更具可持续性。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巴西的主要思路是中国减少对进口巴西制成品的限制，同时增加对巴西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这一思路得到中方的认同。2012年6月签署的两国《联合声明》认为，扩大和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是互利的，强调两国贸易和投资对提高对象国产品附加值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巴双向投资均有进展，特别是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和流向多元的特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方累计对巴投资150亿美元，巴西在华实际投资4.88亿美元。[8]中国对巴投资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超越了传统的矿产、农业和能源等领域，涉及通讯、电力、汽车和基础设施等众多行业。华为、中兴、格力、嘉陵、江淮、奇瑞、国家电网以及中石化等一大批中资企业已在巴西有所作为。巴西对华投资也取得明显的进展。2012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中巴合资的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在华生产公务机项目将于近期投产，希望尽快完成巴西马可波罗公司与中国黄海汽车合资合作的有关谈判。作为全球最大的支线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首次获准在中国进行公务机的制造和销售。
中巴投资合作是化解“去工业化”的重要进展，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两国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由此导致相互投资的技术含量有限，这与两国优先发展环境友好、节能和高科技含量的先进制造业的要求形成矛盾。这是南南合作或者“边缘”地带国家间合作的瓶颈。中国在投资巴西能源业和粗放型制造业时面临的环保压力较大。值得乐观之处是，中巴在卫星领域拥有成功的合作经验，并在生物能源、航天、热带农业等领域具有合作空间。中巴合作有望提升南南合作的技术水平。其次，中巴相互投资面临保护主义的困扰。一方面，中巴都在设法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等。巴西政府发布的《工业强国计划（2011-2014）》明确提出，要加强关税对国内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作用。[9]另一方面，政府对土地、重要资源和关键行业的保护力度上升。巴西近年来对外资购买土地的面积和途径、投资的当地内容、外国劳工签证和矿业活动等出台了限制或规范措施。[10]这些举措客观上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的难度和成本。第三，企业走出去引发的本国“去工业化”的担忧。在国内工资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在走向成本较低的国家，或者靠近消费市场终端的国家。在国内振兴工业的优惠措施激励下，一批巴西大型企业撤回部分对外投资，转而投向巴西国内的迹象。尽管两国情况不同，但制造业布局的转移均反映出两国对工业竞争力的关注。

 

“去工业化”议题对国家的发展与崛起具有战略影响。因此，涉及该议题的国家间关系必然呈现出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特色。在世界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紧密的经贸关系却依然未必总是能够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各国的政治雄心和角逐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它们在合作方面的努力，确立了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11]国家必须关注权力关系及其经济基础的变动，从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政治关系对经济合作的重大影响，不仅体现在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之中，而且也反映在新兴大国的关系之中。美国及其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中巴之间虽没有重大的安全合作需求，但两国政治合作的需求对于双方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容忽视。
从积极的影响来看，中巴经济关系的政治引领和机制保障较为有力，为经济合作的深化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2004年巴西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做出这一姿态的为数不多的主要经济体。巴西政府之所以能够克服国内利益集团存在巨大争议的困难，甘冒“去工业化”加剧的风险，是因为它主要从政治利益来考虑该问题。巴西重视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卢拉政府南南合作战略的重要伙伴。此外，巴西没有明言的期望是以此换取中国对巴西“入常”的支持。近年来，两国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项目合作，展现和巩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2009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石化、巴西石油公司合作，成功运作了100亿美元的大额石油合作项目，开启了中巴互利合作的新纪元。[12]巴西有望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最具实力的石油出口国，两国的石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除继续发展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合作外，中巴合资公司2012年获准在华生产支线公务机，两国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良好传统得以延续。需要指出的是，在卫星和客机合作的最初阶段，像巴西这样兼具技术优势和合作意愿的选择少之又少。2013年3月，中巴签署价值3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约相当于中巴年度贸易额的一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很难想象，没有高度的政治共识，此类战略项目合作能够顺利实现。
2012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不是一次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旨在解决新时期两国关系定位与矛盾的战略升级。首先，升级是对两国关系全球性和战略性影响的再确认。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国通过政治协调，有效管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两国还通过金砖国家和G20峰会等新的多边平台，协力推动主要国际经济机制向有利于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没有沦为保护主义的牺牲品，反而成为各自应对危机的重要依托，在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均取得历史性成就。其次，升级也是为了应对两国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条件下的新挑战，即两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合作水平提升、可持续性加强的挑战。2011年，中巴《十年合作规划》出台，明确了2012年至2021年双方在科技与创新、经济合作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优先领域和重点项目。细观《规划》文本与合作项目排序，它非常强调从提升两国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力的视角看待两国合作。《规划》鼓励双边贸易多元化，特别是鼓励巴西高附加值产品对华出口。《规划》还制定了双边贸易额的增长目标，即在平衡的基础上，2016年前实现较2011年翻一番；2021年前实现较2016年翻一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够达成如此长时段、全面性的合作规划实属罕见。
在描述上述积极图景的同时，中巴政治关系变动对经济合作的消极影响或挑战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巴西2004年做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在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巴西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倒退。[13]巴西政府虽然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没有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仍然根据1995年的1602号法令的规定，在接受企业申诉、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时，仍然将第三国同类产品价格作为参考指数。2012年巴西共发起1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13起针对中国产品；近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向巴方表达了我方关切，涉及巴方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落实与近期对华产品反倾销调查等问题，希望巴方认真考虑在尼龙长丝、大蒜和陶瓷餐具等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的行业市场经济地位申请。[14]巴西人罗伯特·阿泽维多当选新一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在选举投票中给予支持。领导人变化对改善中巴贸易关系的作用尚需观察，应该说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两国的政治关系。
值得忧虑的是，巴西的中国观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与卢拉政府更多从机遇论来看待中国不同，罗塞夫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趋于机遇与挑战并重。前者强调从政治与战略合作的大局来看待贸易政策。后者更加务实、更加强调培育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强调战略与政治合作应该建立在平衡和互利的经济合作基础之上。目前，巴西战略界人士对中巴合作战略效应的评估变得更加谨慎。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认为，巴西不应完全从南南合作的框架来看待中巴合作，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南方国家，而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大国，中巴关系的非均衡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15]近年来，两国在重要国际议程上的互动加剧了巴西战略界的忧虑。诸如两国在巴西“入常”、多哈回合谈判等议题上的立场分歧，促使巴西从更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立场出发来看待两国关系。[16]在这种气氛下，巴西战略界对中巴战略合作之相对获益的关注上升，担忧巴西在经济关系上形成对中国的单方面、不对称依赖。巴西前外长阿莫林在总结卢拉政府的外交遗产时表示，巴西缺乏对中巴关系的全面评估，认为对华关系将是巴西未来的重要挑战之一。[17]这种对中巴政治关系上的重新评估与定位的态势，对于管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变得更加敏感。考虑到美欧印等国在评估中国企业投资时加强国家安全考量的态势，中巴目前经济合作的气氛相对较好，但不能因此轻视政治关系降温后带来的潜在挑战。
 

围绕“去工业化”现象，上文分析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政经因素及其互动。中巴经济关系既取得重大成就，又孕育着深层次的挑战。延续中巴经济关系积极发展的态势，化解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挑战，需要中巴政治关系提供战略引领和机制保障。在后冷战世界的国家关系中，政治关系依然重要，但经济关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要。中巴关系及其“去工业化”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国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也存在类似问题。探讨中巴案例的应对与启示，也因此具备了更加广泛的政策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中巴贸易产品结构改善的重要性与长期性。作为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经济大国，中国在处理对巴经济关系中需要有更加长远的考虑。在维持贸易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不仅仅要看到巴西作为原材料、能源供应方与巨大消费市场的重要地位；更要看到巴西在国际经济秩序转型中的战略影响。中国需要主动和切实地关注巴西对中巴贸易结构和模式“去工业化”的忧虑。中巴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不应是新的“南北关系”，而是共同崛起、共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型国家关系。中巴贸易产品结构的持续“去工业化”进程，长此以往必将损及巴西对与中国发展自由贸易关系的信心。更有甚者，会影响到巴西对中国与拉美地区发展更大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巴西成功阻击美国克林顿政府美洲自由贸易区议程即是前车之鉴。在巴西竞争力提升和中巴比较优势转型尚需时日的情况下，中巴投资合作的迅速发展是矫正贸易产品结构的重要途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需要从政治引领与机制保障两方面，保护好中巴双向投资合作的健康发展。
其次，中巴需要做好投资战略升级的准备。中国企业在投资巴西市场上取得的成绩非常可喜，特别是表现出投资产业的多元化和迅速增长的投资规模。如上文所述，巴西鼓励的外来投资除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产业之外，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却是更具环保、节能和技术升级带动作用的先进制造业投资。这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和走出去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先进制造业走出国门，才会赢得投资目的地国的更多信任，并能够适应投资地的环保等高标准。巴西联邦政府正在规范各州积极争取中国大项目投资的混乱局面，一旦整顿见效，中国企业投资的难度将会大幅上升。此外，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偏重投资环境不大成熟，但投资成本较低、竞争对手弱小或缺失的非成熟市场。随着越来越需要在巴西、墨西哥等比较成熟的大市场进行投资，提升在竞争较充分、法规较健全、行业协会强大的成熟市场的能力，对于中国企业今后成功走出去而言更为关键。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希望投资中国的巴西企业。
再次，中巴须切实地探索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使用对方货币结算的可行途径，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中巴2013年签署了价值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虽然数额巨大，但为期只有3年，且仅限于在国际支付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这显著降低了该项协定应有的战略意义。基于两国迅速增长和庞大的贸易量、缺乏国际制约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等因素，中巴应该探索切实在日常贸易中使用对方货币结算的具体措施。此外，中巴等金砖国家目前推动的主要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与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合作层级还有相当差距。中巴对于美国推动的新一轮贸易自由协定非常关注，巴西政府因此表达了加快推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愿望，以应对这种新的变化。在中巴参与高层级贸易协定短期内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巴应该加强政治和战略协调，在推动中巴双边或者中国/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上有新思路或者突破。即便从最消极的前景来看，中巴至少应当避免这样的局面，即在拉美或者非洲等新兴市场地区发展恶性的商业竞争。
最后，中巴应设法降低各自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将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放在更加自由、公平与规范的环境下进行。中巴之间目前存在相互抱怨对方奉行保护主义的情况，这不利于各自企业充分利用两国市场集合的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进而言之，也不利于为中巴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创造条件，更不利于参加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安排。中巴在传统上都比较注重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都受到当前政府的重视。依靠保护主义发展民族工业的战略更适合工业化初期的情况，在中巴已经成长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两国应该探索在更加自由、公平与规范的环境下携手发展的可能性。随着2016年步伐的临近，中巴双方应该及早就反倾销措施的使用进行沟通、保持克制，防止损害经济合作的大局。中方作为更具竞争优势和市场规模的一方，对于巴西在对华出口产品初级产品化导致的有外汇无就业的窘境要给予足够重视，必要时给予适度开放国内市场的照顾。对于巴西国内出台的投资引导法规和措施，只要不是特别申明针对中国的特别措施，就要避免对号入座，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综上所述，“去工业化”议题是中巴经济关系走向深入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构建更为平衡、可持续的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该议题对于在金砖国家内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多重启示。金砖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不是处理与既有大国的关系，而是合作应对共同发展和崛起的挑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大凡相对成熟的大国战略合作均需要较高的战略共识、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机制保障作为支撑。其中，平衡、互利与可持续的经济关系最为重要，政治关系理应服务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