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首先通过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概括分析了日本新防卫政策调整的五个特点，即，重点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防卫理念由静态转向动态，军事部署的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安保合作方式由双边转向多边，武器输出限制由严格转向宽松。然后，对这种调整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防卫政策的调整是日本防卫力渐增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具体反映，是日本配合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最后，对这次调整进行了初步评价，认为该调整是对日本战后一直奉行的低调防卫政策的又一次突破，并使东亚合作的进程蒙上了阴影，特别是给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增添了新的障碍。

        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是在和平宪法和以专守防卫、无核政策等原则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等因素构成的框架内制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开始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其内容基本包括对自卫队的规模、部署和武器装备进行的规定、调整和增减，是日本防卫政策变化的晴雨表。2010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最后通过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对日本今后5到10年的防卫政策进行了方向性调整，本文旨在对此次调整的特点和背景进行分析，然后做出初步评价。
         一、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特点
        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所反映出的政策调整主要是在重点防范对象，防卫的理念，军事部署的重心，安保合作方式和武器输出三原则等方面，具体包括如下五个特点：
        首先，重点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日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制定防卫计划大纲，由于当时的背景是冷战，故防范苏联的登陆是其防卫政策的重点，比如，1976年三木内阁制定的首次大纲，就是以“美中苏战略平衡论”为基础的。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曾经一度失去过“假想敌”，1994年村山内阁制定的第二次大纲，是以“冷战终结论”为基础的，当时日本强调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其防卫政策中并没有特别提及中国。但是后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逐渐找回了防卫政策所针对的重点对象，在2004年的第三次大纲中，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强调“亚洲局势不稳论”，并明确提出了需注意中国的动向。而2010年的这次调整的最惹人注目之处则在于把朝鲜定位为“吃紧的重大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军事动向定性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大纲列出的理由是中国海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军事演习及国防开支的不断增加，还有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活动的“活性化”，其中包括2010年3月和4月中国海军编队两次通过冲绳与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太平洋的活动，特别是中国在军事与安全方面的所谓“透明度不够”也是重要理由之一。其实，在上一次的防卫大纲（2004年）中，日本就使用了“注意”中国的军事动向的说法，也表示了对中国的“担忧”，但是2010年的新版大纲明确把中国的武器现代化和军事动向定义为“担忧事项”，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躁不安在逐步增强，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所谓“警戒感”，即不放心感。
        有鉴于此，日本媒体把这次新防卫计划大纲的调整称为“转向中国（China shift）”[①]，意思是说，日本的重点防范对象明确地由俄罗斯转向了中国。本来，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期间，曾扭转自民党政权时期形成的所谓“中国威胁论”，顺应一部分有识之士关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的观点，强调中国与亚洲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是，菅直人上台以后，周围聚集了一些少壮派“中国威胁论”者（其实，菅直人只是个傀儡，他是在这些少壮派的支持下上台的），所以，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修改民主党政权前期“小鸠体制”阶段的外交政策。菅内阁为了修复因“普天间问题”而恶化的日美关系，明确表示了要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同盟的立场。在2010年10月10日发表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首次使用了中国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一语，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内容中又重复出现了这一用语。菅直人在正式的外交政策演说中虽然措辞有所斟酌，但还是提到中国的国防力量透明性“略显欠缺”，中国的海洋活动存在“令人担忧的部分。”[②]
        其次，防卫理念由静态转向动态。1976年日本首次编制防卫计划大纲时，提出的所谓“基础防卫力”概念是以苏联的威胁为背景的，后来的几次大纲也沿用了这个概念。所谓“基础防卫力”是最小限度的必要防卫力，它是以防范苏联对日本本土进行侵略为假想前提的，因此，它的基本思路是在全国均等部署军队。比如，日本在北海道重点部署的坦克部队就是这种军事理念的运用。然而，这种被信奉了30年的防卫理念，终于被此次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所打破和抛弃，菅内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机动防卫力”，成为此次防卫政策调整的最大特点。
        所谓“机动防卫力”，就是适应“转向中国”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军力配备与防卫理念，当然反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日本有人提出除了遏制中国的威胁之外，[③] 为了应对恐怖活动和游击战攻击等新的威胁，还“应该建立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样的军事组织”[④]。也就是说，“机动防卫力”就是让日本的武装力量更具有速战力、机动性、柔软性和多目的性，特别是加强日常性情报搜集活动和警戒监视活动，以及迅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它的具体所指就是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当然也包括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与导弹开发）。他们认为，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以“动态防卫力”为核心的新防卫理念，其意义就在于防卫力并不是为了单纯保持和拥有，而是为了在情报收集、警戒监视活与侦查活动等领域中适时与适当的实际运用。
        为了适应这种战略理念的变化，日本在此次调整中把陆上自卫队人数由15万5千人减为15万4千人，坦克由600辆削减到400辆。但是海军力量被加强了，日本现有海上自卫队4·4万人，53艘护卫舰，16艘潜艇，共42·8万吨；飞机310架；航空自卫队4·5万人，飞机500架，其中战斗机370架，在此基础上，此次日本把潜水艇由16艘增加到22艘，宙斯盾舰由4艘增加到6艘，并且全部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调整的目的就是把原来以陆上防卫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为以应对与监视中国海军活动和朝鲜导弹威胁以及反恐需要为主的机动防卫战略。
        第三，军事部署的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与北海道坦克部队的减少和陆上自卫队人数略有裁减相比，日本自卫队的区域部署也开始由北方向西南地区转移，新大纲开始强调加强冲绳周边的西南诸岛防卫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以所谓中国在东海的活动为背景的。新大纲把原来使用的“岛屿部分”一词改为“西南诸岛”，并写进了在这些自卫队部署的“空白地”配备“必要最小限度”部队的内容。
        其实，日本自卫队平时对“西南诸岛”也进行监视和所谓“警戒”，并进行必要的情报信息搜集活动，特别是部署在该地区的部队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运送和投放的机动状态。2009年3月之前，日本航空自卫队曾减少了F-4战斗机的配备，但是，为了加强防空实力，又在那霸基地配备了F-15战斗机。2010年3月，日本还把驻扎在冲绳的第一混成旅改编成第15旅团，加强了部队配备。日本还加强海上警戒与海空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航空自卫队在那霸基地由一个飞行队增至两个（每个配备20架战斗机）。上述潜水艇和宙斯盾舰数量的增加和装配的现代化，在适应“动态防卫力”的同时，当然也都是因应“西南诸岛”防卫力增强的需要。另外，日本还决定把目前驻扎在冲绳的自卫队由2000人增加到4000人。现在，日本在宫古岛以西没有部署军队，只有一个航空自卫队的雷达站，所以，被称为是防卫上的“空白地”。目前防卫省正在研究向这一地区部署军队的问题，比如，他们已经决定在与那国岛派驻100人的沿岸监视部队，主要任务就是通过雷达监视中国军舰的活动。
        日本军事部署重心的南移，特别是重视所谓“西南诸岛”防御的另一个重要意图在于加强对钓鱼岛的防御。此次防卫计划大纲使用“西南诸岛”一词，其意图也在于明确把钓鱼岛包括在它的防卫范围之内。因为，钓鱼岛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争议领土，日本显然“担忧”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岛屿部分”的说法，钓鱼岛就未必明确包括在内，更不能保证美国是否协防该岛的安全。而“西南诸岛”一词，是《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托管”区域时的说法，该区域从经纬度上把钓鱼岛也划入其内，所以，日本也借用了这个词，把九州与中国台湾之间的岛屿链统称为“西南诸岛”。按照日本现在的解释，“西南诸岛”包括属于鹿儿岛县的萨南诸岛和属于冲绳县的琉球诸岛两大部分，其中琉球诸岛南部的“先岛诸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诸岛和所谓“尖阁诸岛”（即，钓鱼岛）。这样，日本的防卫范围和日美安保的协防范围都包括钓鱼岛在内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四，安保合作方式由双边转向多边。充分利用美国的遏制力是日本防卫政策的重要内容，其中维护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又是其防卫政策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新防卫计划大纲在强调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又提出了要加强两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防卫合作。就日韩安保合作来说，事实上日本确实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意见，比如，美国外交官就说过：没有理由认为“美韩相互防御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是完全可以分别对待的东西。[⑤] 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说：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应该提高美日韩三国之间的战略协调水平。[⑥] 特别是2010年12月9日，防卫相北泽俊美与马伦会谈时，鉴于朝鲜的炮击事件，双方达成了日美韩三国加强防卫合作的一致意见。马伦还对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说：“日美韩三国应该在军事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朝鲜半岛的事变给我们提出了课题，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应对机制”。[⑦]
        马伦在访日的前一天还在首尔对韩国对记者说：“日本也应该积极参加美韩军事演习。”[⑧] 其实，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之间的军事交流一直存在，比如，2010年的军事演习中，两国都互相派遣了军事人员作为观察员观摩了对方的演习。10月的美韩演习中，日本派遣了4名自卫队军官参加，12月的日美军事演习中，韩国也派遣了4名军官作为观察员参加。现在，日本想让这种交流更进一步加深，比如，日韩两国能够在维和活动中进行军用物资的互相支援，即，签订“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和关于在特殊军事领域进行军事情报交换的“军事情报一揽子保护协定（GSOMIA）”，日本正在努力使其安保合作方式由日美双边向多边方向扩展。
        第五，武器输出限制由严格转向宽松。武器输出三原则是日本战后低调防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1967年4月，由佐藤内阁推出的关于武器输出管理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对所谓“共产国家”、联合国决议禁止输出的国家和冲突当事国禁止输出武器。1976年2月，三木内阁又进一步把它扩展为：对三原则对象地区以外国家的武器输出也进行严格控制。1983年以后，除了在对美国的武器技术输出限制上有所缓和之外，武器输出三原则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基本上没有修改过。
        但是，此次菅内阁制定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在武器输出三原则问题上开始出现松动，加入了武器装备品向海外转移有必要性的内容。对此，外相前原诚司解释说：“我们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⑨] 他说的时代变化，其实是指武器生产的国际合作研发，如果日本坚守武器输出三原则，那么，日本的军工企业就不能凭借其资金和技术在国际合作研发与生产武器的过程中获得利益。这不仅影响日美军事合作的进程，而且也是对日本军工企业的一个限制。防卫相北泽俊美曾说：现在美国也不能单独研发和生产武器，应该由各国共同生产。[⑩] 这里，北泽指的是包括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在内的最新武器的研制，如果日美合作的话，势必涉及日本零部件的出口问题，从而也就涉及武器输出三原则的修改问题，于是，民主党鹰派开始迎合这种趋势，考虑修改这个原则。
        然而，在这种有关武器输出问题的议论中，菅内阁却由于支持率的低下而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社民党在政治上的合作，而社民党是坚决反对修改这个原则的，于是导致了菅内阁必须推迟在防卫计划大纲中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的结果。不过，此次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修改这个原则，但还是写进了武器装备品问题的“国际共同研发与生产”具有顺利向海外转移的必要性之内容，这实际上为武器输出开了裂纹。显然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自民党政调会长石破茂就因为该大纲没有修改这个原则而非常不满，他说：新大纲的规定是“中途半端”的，不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日本就不能参加防卫装备品的国际共同研发和生产，还会影响新型主力战斗机（FX）的选定，他表示如果自民党夺回政权后将对之进行修改。[11] 可见，如果日本民主党鹰派继续掌权或者自民党重新上台，最后修改这个原则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防卫政策调整的背景
        此次日本通过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而进行的防卫政策调整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外交背景，它既是日本防卫力量渐增过程的必然结果，又是应对中国崛起的具体措施，也是日本配合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概括起来说，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首先，防卫政策的调整是日本防卫力量渐增过程的必然结果。战后日本的军备发展经历了一个渐增过程，二战结束以后，“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与海军被解体，188个师约550万人的陆军和拥有军舰74万吨约240万人的海军被遣散，特别是1946年制定的宪法第九条规定了日本放弃军备和交战权。但是不久就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的4个师约5万2000人中有三个半师开赴朝鲜战场，剩下的不到一个师也随时有被调往朝鲜前线的可能。这样，日本的防卫与安全就处在“无人负责”的状态，于是，占领当局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决定日本的防卫应该由日本自己负责。但是因为战后日本的国内舆论反对重新武装，只好在1950年先组成了7万5000人用以维持国内治安的所谓警察预备队。但谁都知道该部队配备了轻、重机关枪、迫击炮、轻型坦克等武器，是不折不扣的军队。后来这支军队改名为保安队，1954年7月又改称自卫队，日本政府还设立了自卫队的管理机构防卫厅和统合幕僚会议。这便是日本重新武装的开始，也是日本防卫政策变化的开始。
        当然，在战后初期，虽然设立了自卫队，但日本的防卫政策还是保持了相对的低调，日美之间也达成过关于“防卫力渐增”的协议，日本也一直遵循着“渐增”的原则发展着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战后初期由于经济原因和盟军司令部的航空与舰船管制等原因，自卫队的飞机与舰艇的装备都不很“充分”，所以，它只能负责陆上防卫。1970年，中曾根康弘在担任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时曾对这种偏重陆上防卫的状态表示了不满，他提议日本应该加强海上和空中防卫能力以及配备侦查卫星。后来，日本国内有人认为偏重陆上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焦土战”和“本土作战”的思维，应该转变思维，御敌于海上，从此，日本开始逐渐重视自己的海、空力量发展。不过，从总体上讲，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基本上秉持了低调、渐进的发展特点。1976年10月，日本首次制定防卫计划大纲，11月，内阁决定把防卫费限制在GDP的1%以内，1982年曾一时超过这个限制，但后来一直以此为上限。根据1985年防卫白皮书的说明，虽然“独立排除小规模侵略”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把防卫分成了“洋上击破”和上陆后的“水际防御”，以及如果不能阻止侵略时的“持久作战”三种类型，这就是当时日本所谓的“沿岸海域对策”、“海岸地区对策”和“内陆部对策”的防卫计划基本支柱。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再一次调整，其标志是1992年日本通过PKO法开始向海外派兵。这里不能不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日本参与国际合作活动提供了契机，开始了以国际贡献为目的的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活动。如，在柬埔寨、莫桑比克、戈兰高地的维和活动；在卢旺达、东帝汶、阿富汗的救援难民活动；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护航活动等等，到处都有日本自卫队的身影。现在，参加维持和平与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协力活动已经成了日本防卫政策中比较新的内容。另外，1999年日本还通过“周边事态法”，防卫范围实际上扩展到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特别是2001年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2003年通过有事法制“伊拉克特别措施法”，日本开始积极参加反恐战争。2006年12月15日，日本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本来作为“附属任务”的应对周边事态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改为“本来任务”。2010年的这次对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其明显特点就是维持陆上自卫队的水平，增强海空自卫队的力量，因此可以看做是日本防卫政策在“渐增”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其次，防卫政策的调整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具体反映。在此次防卫计划大纲发表之前发生了钓鱼岛附近的“撞船事件”，但是，大纲的修改却绝不是“撞船事件”的结果，因为关于防卫政策的调整早已开始，日本之所以要调整其防卫政策，是以中国的崛起为背景的。日本近年来一直对中国军事增长和军事动向的所谓不透明性疑虑重重，比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长新保雅俊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连续20年两位数的国防费增加，其海空军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了地区的军事大国。但是，我们根本不清楚中国军队装备的现状、配备目标、主要部队的编制和部署、军队运用和训练情况、国防费的实际运用内容。他认为，这种军事透明度的欠缺非常令人担忧，有可能造成误解和误算。[12] 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不透明性成了日本重要的“担忧事项”。
        另外，除了所谓中国军事不透明论之外，日本最近还有一种中国海洋“进出”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加强海洋战略，所以日本的防卫政策也就不得不越来越重视南方海域了。似乎日本改变防卫战略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因应中国的战略扩张而进行的调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就说：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是否根本改变，取决于朝鲜半岛状况和中国的行动。他说：目前中国推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扩大军力的政策，中国的安保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而制定的。他注意到中国人最近开始说：中国在海外权益有所增加，为了维护这些权益有必要强化军事力量。高原认为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的说法比较难以理解，他说日本并不认为哪个国家有能力单独维护自己的海外权益。因为日中之间还没有建立互信关系，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增强时，当然会引起矛盾，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在向海洋扩张时，摩擦就会出现。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日本并非依照自己的意志来加强对华战略，而是根据中国的海洋战略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如果中国继续强化现实主义的海洋扩张政策，那么，日本的战略警惕也会加强。”[13]
        其实，在日本人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异常“关心”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整体崛起的心态不适应。相比日本近二十年经济低迷的现状，中国则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这必然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复杂的感受。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像日本自己在战后那样采取军事上低调的政策，特别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思考完全是因为日本在战前由于国力的增强而走向过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于是，他们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也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撞船事件”本来是个偶发事件，但是却被日本媒体大肆炒作，好像日本受到了所谓 “三国干涉还辽” 事件时的奇耻大辱，让他们感受到了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傲慢、霸道和蛮不讲理。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认为如果不加强防范，那么，至少钓鱼岛迟早就会被中国收回去。
        第三，防卫政策的调整是日本配合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驻日美军的“再编”是美军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也是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在美军战略关注的重心由西向东，即，向亚太转移的背景下，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目前，美军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29个建有军事设施，包括14个机场、9个军港以及130多处军营和训练场等。驻日美军“再编”谈判于2002年12月正式开始，2006年5月达成最后协议，内容包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与8000名陆战队员及其家属9000人一并迁往关岛；另外，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美军的施瓦布军营沿海地段建设一个新机场以取代普天间机场，而施瓦布军营的美军KC130空中加油机和神奈川的厚木机场的美军第5航空团都搬迁到山口县的岩国机场；美军归还冲绳中南部的6个军事设施。此次美军“再编”的基本特点是战略中心向南转移，日本不但借机要美国承诺归还普天间机场，还“找到了借‘美军再编之机’来增强其对周边邻国的遏制能力并推进其大国战略的‘路线图’”。[14] 具体地说，就是在日本“有事”之时，美国将其陆军第一军司令部从加利福尼亚搬到神奈川县的座间市，以应对朝鲜和台湾的紧急事态，并且可以使用日本的军事和民用设施。换句话说，通过驻日美军调整，日本反而在军事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被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此次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炉也是这个思路的具体反映。
        日美同盟的深化是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基本前提。同配合驻日美军“再编”一样，防卫政策的调整也是加强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的重要步骤。2010年是日美安保条约缔结50周年纪念，也是两国关系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酝酿调整的重要契机。两国本来在2009年11月就决定经过磋商于2010年1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对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新目标进行重新规定，但是，由于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发生摩擦，于是，两国外长在夏威夷达成协议，把发表声明的时间推迟到11月奥巴马出席横滨APEC首脑会议之时。但由于冲绳地方首长选举的结果是反基地的仲井真弘多当选，普天间问题仍然难以解决，日美关于深化同盟的声明便再次被推迟了。但是，尽管如此，关于同盟的深化是一个酝酿多时的问题，它的基本内容便是如何应对新的国际形势，重新界定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而这个战略目标必然要在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有所反应。2011年6月21日，日美两国的外长和防长会谈（2 2）指出：“宇宙、公海及网络面临的威胁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特别是提出了要确保海上交通与航海自由。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说都知道这是在指中国。日美两国已经把中国的崛起，或者说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定位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说成“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把朝鲜说成是“吃紧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反映。难怪日本防卫省的干部说：把中国定位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是“美国人的威胁意识的反应”，即，美国人意识到美中两国在东海和太平洋围绕势力范围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15] 所以，必须把日本纳入到美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的构想之中。
        三、对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评价
        此次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从其意欲加强海、空军实力上来看，可以说是对其战后低调的防卫政策的又一次突破。从东亚合作进程的角度来看，新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日美韩军事合作，事实上给东亚合作制造了障碍。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角度看，此次“敌视”中国的战略调整，给中日关系的改善蒙上了阴影。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首先，此次防卫政策的调整是对战后低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的又一次突破。战后日本低调的国防基本方针制定于1957年5月，虽然当时已经组建了自卫队，但是的国防会议（现在叫“安全保障会议”）决定日本支持联合国的活动，通过国际合作支援世界和平，通过改善民生确保安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分阶段“整备”最低限度的防卫力，由此奠定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基础。概括起来说，这种低调的防卫政策包括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专守防卫、日美安保、无核三原则和武器输出三原则，后来又加上了参与国际维和活动。专守防卫是维持自卫上必要的最小防卫力，是在受到外敌直接或间接侵略之后才发动的被动防卫原则，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核心内容。当然，实行专守防卫的作战行动不一定局限于日本领域，但不允许派遣到国外的军事人员使用武器。无核三原则是1957年以前分别在国会得以确立，并在1967年由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答辩中确立为基本原则的。在这种低调的防卫原则下，日本的军事装备中也不配有远程轰炸机、进攻型航母、洲际弹道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但是，日本的这种低调的专守防卫政策，实际上在战后逐渐被侵蚀和架空。本来，民主党成立之初，其防卫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宪法的和平主义为基础，以日美安保为“基轴”，积极参加PKO活动，制定有事法律，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小泽一郎成为该党代表以后，虽继续主张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但反对向伊拉克派兵，反对反恐特别措施法，提倡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和平维持活动（这与他做自民党干事长时的主张有所不同）。鸠山上台后，基本推行小泽路线，重视联合国，“脱离”美国，导致日美两国在普天间问题上出现紧张。菅直人上台后，在民主党鹰派“拥戴”下，防卫政策上开始向美国回归，其亲美倾向与自民党不相上下。特别是新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按照防卫大臣北泽俊美的说法：这是政治主导下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因为2009年10月由于党内意见分歧，所以，推迟了一年，而因为2010年9月的代表选举，党内并没有充分的讨论便被民主党现在的领导层抛了出来。该大纲不但决定增加海、空军的实力，还新创了“机动防卫力”的概念，特别是为以后武器的输出留下了活口，具体地说就是要为日美联合研制新型战斗机开了绿灯，既违反了武器输出三原则，也使其专守防卫政策更加显得名不副实。
        第二，此次防卫政策的调整使东亚合作的进程蒙上了阴影。自民党政权时期，考虑到周边国家的感受，特别是鉴于和东亚国家的合作，日本并没有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根本性修改，特别是自民党政权时期，日本还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民主党的鸠山内阁更是积极地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日韩、中日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这样，以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便呈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无论是“10 3”还是“10 6”，东亚合作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前推进。
        然而，此次民主党鹰派政权对防卫政策的调整，却给中日韩之间建立互信制造了障碍，尤其是日本防卫重点的南移，即“转向中国”和日美同盟的深化以及强调日韩安保合作，显然对中日韩三国之间在安保领域建立互信制造了障碍。此次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到了朝鲜是“重大不稳定因素”，显示了日本对半岛局势的异常关心，特别是2010年12月10日，菅直人提出如果朝鲜半岛“有事”，日本可以派遣自卫队救助日本国民，反映了日本对半岛主权无视的倾向，引起韩国与朝鲜双方的同时反弹。[16] 至于大纲提出要加强日本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之间在安保领域的合作，更让人想起了安倍内阁期间提出的“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构想，好像民主党政权回到了自民党鹰派掌权的时代。
        然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过度关心，不能不让半岛的人们回忆起过去的殖民统治时代，同时日方提出的日韩在安保领域的合作构想，则明显带有冷战的意味。尽管由于韩国的消极态度，目前两国的安保合作还不至于滑向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所谓日韩合作也只能是以应对朝鲜“有事”为中心，两国充其量在维和活动中互相给以物资和劳务合作，但是如果日本紧跟美国极力推进美日韩之间的安保合作，势必给已经出现良好兆头的中日韩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合作努力投下阴影，特别是菅直人改组内阁之后，完全排除了小泽、鸠山势力之后，就不再提“东亚共同体”了。显然，日美韩三国的合作是一幅以日美韩对抗中朝的构图，甚至是日美韩对中朝俄的冷战式构图，很难想象东亚合作能够在新冷战的气氛下顺利进展。
        第三．此次防卫政策的调整给深化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增添了新的障碍。日本的新防卫政策明显表现出 “转向中国”的倾向，遗憾的是它带有防范中国的色彩，使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中日关系自安倍内阁以后由“政冷经热”终于走向政治回暖是来之不易的，本来进入21世纪之初，两国关系因为历史问题而陷入了僵局，日本自民党鹰派不断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两国领导人连续几年没有相互正式访问。经过安倍、福田、麻生三届自民党内阁与民主党的鸠山内阁的努力，两国逐渐恢复了信任，人们期待着日本能够出现政治的稳定局面，在几届内阁努力的基础上，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然而，民主党鹰派上台之后却修正了这条培育中日互信关系的路线，他们鉴于鸠山内阁“脱美入亚”政策的“失误”，开始对之进行矫枉过正的调整，挑起并利用钓鱼岛冲突，使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僵局。
        此次防卫计划大纲的调整，体现了民主党新内阁恢复对美协调路线的意向，因此他们需要重提近年来在日本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企图以此挽救受到日本政界左派与和平派冲击的日美关系。本来关于中国的战略定位，就连小泉时期尽管因为历史问题出现了僵局，但是当时日本并没有把中国作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甚至鹰派的安倍内阁，虽然企图拼凑包围中国的“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机制，但是同时还是表示了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的态度。特别是自民党的福田内阁基本上推行的是日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平衡的“共鸣外交”，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一种冷静和友好的态度，没有把中国威胁论反映到对华政策之中，更没有列入到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之中。
        然而，此次防卫政策的调整，把中国定位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同时把军事部署南移，特别是增加海、空军力量以及加强美日韩安保合作，使日本一直以来既利用中国的发展获取经济利益，又在安全上防范中国的矛盾心理被进一步推向极致。如果日本鹰派继续执政，今后，中国将面对一个在安全上对中国极不信任、极不友好，但在经济上却对中国充满期待的日本。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将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与安保领域的互惠关系将停在口头，难以实质上建立起来，结果是形成一种不正常的“互相防范的经济伙伴”关系，而这种不正常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必将受到损害。可见，日本鹰派的防卫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最终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策，因为很难想象中国会同意在被定义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的前提下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更不用说要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了。

文献来源：《日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