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APEC，迎来G20
2014-11-17
首脑们最近可谓应接不暇，刚刚聚首寒意浓浓的北京，又要相见于热浪滚滚的布里斯班。但人们担心，先行一步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或许过分华彩，紧随其后的G20峰会难免会被冲淡。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反倒提供了极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到底应该是谁来唱主角。
2009年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明确其自身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这一定位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过分解读。实际上，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各人自扫门前雪”是最基本的秩序。如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比做一座金字塔，全球层面的G20平台位于塔尖，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实为各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经济政策选择及双边、地区、议题层面的各类合作机制。因而G20之为“首要”平台，未必是“最重要”平台，其作用更多属于补充性质，即弥补双边、地区机制的不足，在“没人扫雪”的全球性重大议题上管理各主要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影响，并促进他们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
如今G20面临的恰恰是另一番烦恼：无论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还是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都未能止步于国家和地区层面而扩散到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和地区化竞争亦未能获得有效的管控，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亦难以通过双边途径加以克服。
因此，如果APEC比G20更抢眼，或者“多边搭台、双边唱戏”――多边活动中的一系列单、双边会晤比主会场更抢眼，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各主要经济体若能通过单边、双边和地区行动表现得更负责任更有作为，就是对G20和全球秩序的最大贡献。因此，APEC在促进贸易规则的融合、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及内部改革等方面所展现出的新的活力，以及正在召开的东亚峰会，对于稍后开幕的G20而言更是一个强劲的前奏，而不是喧宾夺主。今年以来，中澳之间的确就APEC与G20议题的相互促进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值得今后各地区机制与G20主办国予以借鉴。
G20峰会的确会因最高领导人作为主角而话题广泛，比如今年的布里斯班峰会是无法回避俄乌冲突事件的，因为主办国澳大利亚自身便是马航MH17被击落的受害者之一，亦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是更主要的，G20是一个专注于经济议题的跨政府对话进程，峰会是对其一年工作的阶段性总结，观察者不应“一叶障目”。
那么，今年的G20有哪些成果？
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2008年以来，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经历了“双触底”曲线，G20议程也因此呈现某种“W”形波折。2009年G20确立了“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长期治理框架，但不久后便拖累于欧债危机，去年以来才得以真正将重点转移到促进增长上来。2014年2月G20财长会议首次提出未来五年使成员国集体经济增长在2013年10月份IMF预测水平基础上提速2%的量化目标，树立了今年澳大利亚峰会的标杆。9月财长会议又迫不及待地宣布IMF与OECD联合开展的初步评估结果：如果建议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实，2018年前G20成员国GDP总量增长将提升1.8%。峰会又有了更为乐观的评估，将新政策落实后预期带来的额外增长率调高到2.1%。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劳动力市场改革、财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部门改革等等。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成为今年澳大利亚主办G20最重要的抓手。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是今年G20又一项重要具体成果。
以欧美双边行动以及OECD的有力支持为基础，G20在处理所谓“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打击避税天堂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落实去年G20取得的成果，今年2月G20财长会议通过了确保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的“共同报告标准（CRS）”，供各国采纳。OECD还提议各国达成一项多边税收协定，一劳永逸地取代现有30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今年G20在税收合作方面的另一项进展或许更具有制度性意义，即致力于将相关成果扩大到非成员国范围。因发展中国家认为打击避税天堂的相关行动将对其不利，9月份G20财长会议责成国际组织制订一新的程序，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得以在G20进程得到表达。如果该问题得以妥当处理，对于改善G20的代表性与合法性问题或许具有推广意义。
金融监管合作也是G20升格为峰会以来一直投入相当精力的领域。
应该说，一系列动作已经开展，最为标志性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发展成为覆盖所有G20成员、羽翼丰满的国际组织，负责统辖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与国际协调，包括通过《巴塞尔协议3》提升银行资本金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标准、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等。但是，这些更高更严的标准是否合适，以及其在各国的落实都有待观察。今年的一项进展是，FSB将每年发布一份报告，通报改革的落实情况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带给G20的，还有一项不太引人注目的旨在提高G20的聚集和运行效率的程序性改革，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澳财长去年接管G20时便宣布，今年的峰会文件将不超过3页纸，而去年的俄罗斯峰会宣言长达27页。今年的几次财长会议已经体现了澳的这一承诺。G20峰会文件冗长，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实际未能取得成果的问题描述，体现了各国不同的优先考虑和不同的观点与利益诉求。如何缓解G20议程设置中的“圣诞树效应”，使领导人能够真正参与一些最关键议题的讨论，成为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期待澳进行的这一努力能够在今后保持下去，也算是对数字化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公众的一种减负。
不过，G20未能推进的议题似乎更为引人注目。
多哈回合被印度绑架，IMF份额改革被美国国会搁置，发展议题千头万绪，能源、气候与后2015年国际合作问题等亦被追求短期的增长驱动所边缘化。难怪著名的国际制度学者奥兰扬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可能处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状态滑向“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状态的十字路口。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低点，G20将一直“在路上”，批评容易建设难，我们的期待与评估都应该更加务实更有耐心，更多看到大国竞争与地区化大势中蕴含的全球体系的希望。
2009年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明确其自身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这一定位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过分解读。实际上，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各人自扫门前雪”是最基本的秩序。如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比做一座金字塔，全球层面的G20平台位于塔尖，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实为各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经济政策选择及双边、地区、议题层面的各类合作机制。因而G20之为“首要”平台，未必是“最重要”平台，其作用更多属于补充性质，即弥补双边、地区机制的不足，在“没人扫雪”的全球性重大议题上管理各主要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影响，并促进他们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
如今G20面临的恰恰是另一番烦恼：无论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还是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都未能止步于国家和地区层面而扩散到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和地区化竞争亦未能获得有效的管控，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亦难以通过双边途径加以克服。
因此，如果APEC比G20更抢眼，或者“多边搭台、双边唱戏”――多边活动中的一系列单、双边会晤比主会场更抢眼，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各主要经济体若能通过单边、双边和地区行动表现得更负责任更有作为，就是对G20和全球秩序的最大贡献。因此，APEC在促进贸易规则的融合、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及内部改革等方面所展现出的新的活力，以及正在召开的东亚峰会，对于稍后开幕的G20而言更是一个强劲的前奏，而不是喧宾夺主。今年以来，中澳之间的确就APEC与G20议题的相互促进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值得今后各地区机制与G20主办国予以借鉴。
G20峰会的确会因最高领导人作为主角而话题广泛，比如今年的布里斯班峰会是无法回避俄乌冲突事件的，因为主办国澳大利亚自身便是马航MH17被击落的受害者之一，亦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是更主要的，G20是一个专注于经济议题的跨政府对话进程，峰会是对其一年工作的阶段性总结，观察者不应“一叶障目”。
那么，今年的G20有哪些成果？
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2008年以来，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经历了“双触底”曲线，G20议程也因此呈现某种“W”形波折。2009年G20确立了“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长期治理框架，但不久后便拖累于欧债危机，去年以来才得以真正将重点转移到促进增长上来。2014年2月G20财长会议首次提出未来五年使成员国集体经济增长在2013年10月份IMF预测水平基础上提速2%的量化目标，树立了今年澳大利亚峰会的标杆。9月财长会议又迫不及待地宣布IMF与OECD联合开展的初步评估结果：如果建议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实，2018年前G20成员国GDP总量增长将提升1.8%。峰会又有了更为乐观的评估，将新政策落实后预期带来的额外增长率调高到2.1%。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劳动力市场改革、财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部门改革等等。倡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成为今年澳大利亚主办G20最重要的抓手。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是今年G20又一项重要具体成果。
以欧美双边行动以及OECD的有力支持为基础，G20在处理所谓“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打击避税天堂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落实去年G20取得的成果，今年2月G20财长会议通过了确保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的“共同报告标准（CRS）”，供各国采纳。OECD还提议各国达成一项多边税收协定，一劳永逸地取代现有30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今年G20在税收合作方面的另一项进展或许更具有制度性意义，即致力于将相关成果扩大到非成员国范围。因发展中国家认为打击避税天堂的相关行动将对其不利，9月份G20财长会议责成国际组织制订一新的程序，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得以在G20进程得到表达。如果该问题得以妥当处理，对于改善G20的代表性与合法性问题或许具有推广意义。
金融监管合作也是G20升格为峰会以来一直投入相当精力的领域。
应该说，一系列动作已经开展，最为标志性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发展成为覆盖所有G20成员、羽翼丰满的国际组织，负责统辖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与国际协调，包括通过《巴塞尔协议3》提升银行资本金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标准、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等。但是，这些更高更严的标准是否合适，以及其在各国的落实都有待观察。今年的一项进展是，FSB将每年发布一份报告，通报改革的落实情况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带给G20的，还有一项不太引人注目的旨在提高G20的聚集和运行效率的程序性改革，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澳财长去年接管G20时便宣布，今年的峰会文件将不超过3页纸，而去年的俄罗斯峰会宣言长达27页。今年的几次财长会议已经体现了澳的这一承诺。G20峰会文件冗长，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实际未能取得成果的问题描述，体现了各国不同的优先考虑和不同的观点与利益诉求。如何缓解G20议程设置中的“圣诞树效应”，使领导人能够真正参与一些最关键议题的讨论，成为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期待澳进行的这一努力能够在今后保持下去，也算是对数字化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公众的一种减负。
不过，G20未能推进的议题似乎更为引人注目。
多哈回合被印度绑架，IMF份额改革被美国国会搁置，发展议题千头万绪，能源、气候与后2015年国际合作问题等亦被追求短期的增长驱动所边缘化。难怪著名的国际制度学者奥兰扬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可能处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状态滑向“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状态的十字路口。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低点，G20将一直“在路上”，批评容易建设难，我们的期待与评估都应该更加务实更有耐心，更多看到大国竞争与地区化大势中蕴含的全球体系的希望。
文献来源：BoaoRevie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