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观具有多重理论、战略、政策和实践意义。经过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和平发展观已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发展观具有进一步发展机遇，但也面临自身建设和在国内外有效性等挑战，因而需要在总体整合、理论更新、重视文化和制度保障元素等方面加以发展。在日益完善的和平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将在今后30年中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和平发展观始于中国，也全面实施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起和平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发展，指导着中国内政外交不断取得胜利。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和平发展观已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中国又做出“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的战略判断，[2]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发展观在继续发扬其中国属性和特性之外，还将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产生更大和更为建设性的贡献。
一、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探索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以1979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以其特有的洞察力，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趋势，在1983年做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1985年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时代主题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 邓小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并以此指导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
        在苏东剧变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4] 此后又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命题。[5] 在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下，中国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初步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开创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在和平发展观指导下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期，继续营造国际和周边有利环境，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稳定。2003年10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和促进中国国内的发展，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和谐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对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如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防疫救灾、能源危机、粮食安全等。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又发表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实践和理论上总结了和平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举足轻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升。
        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和地区动荡的挑战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被提前推向世界舞台中心。近3年来，中国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第一，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时期提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理念，与各主要经济体共度难关，避免了类似于1919-1931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最为困难的阶段。第二，中国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期推动了20国集团的实质性转变，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6] 而且，中国在这一新平台中积极推进了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第三，中国在国际体系重组的关键时刻提出“建章立制”的努力目标，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一道努力，以和平与谈判的方式进行国际权益的再分配，实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阶段性改革。第四，中国在世界热点和地区变局的动荡时期坚持“和为贵”，为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还是在北非中东变局中，中国反对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乃至滥用武力，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原则立场。第五，中国在自身实力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的敏感时期坚持不当头和不挑战，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成功，两国深化了积极、全面、合作关系。最后，中国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公民社会日益发展的全球变动时期坚持加强人文和公共外交，推进民间往来，加强文明和文化对话，夯实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基础，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与其他相似理论汇合成为世界共识，进而成为人类社会维护持久和平、推进共同发展的强大理论和思想武器。
二、和平发展观的内涵扩大和理论深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区域化进程不断提速，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日益交织，全球治理问题更加迫切，和平发展问题的内涵也随之变化。
        就主要和平议题而言，它已经从不打世界大战的传统安全扩大到内容更为广泛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重，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也从维护和平（peace-keeping）向缔造和平（peace-making）方向转变。
        就和平责任的行为体而言，已经从国家行为体向多元多样的行为体扩溢，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绿色和平”组织，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到国际禁雷组织，都成为国际和平运动的行为体。
        就和平机制而言，除联合国仍是最有代表性、权威性和合法性之外，各种地区组织的硬机制和论坛性质的软机制也不断涌现，前者如欧盟、非盟和上合组织，后者如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和伊朗核问题的“P5 1”会议等。
        就和平理论而言，各国政界和学界也在进行各种探索，如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7] 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平理论中比较突出的有“霸权和平论”、“经济相互依存和平论”、“文化国际主义和平论”和“国际秩序和平论”等。[8]
        发展问题在过去的30多年里也有变化。首先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和解决发展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0》指出，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国际社会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并认为经过努力，到2015年能够实现其基本目标。[9]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南北力量对比，一些发展中地区的南南合作也使南北态势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发展问题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时空方面讲，发展应当是长期和可持续的，是通过互利合作，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领域上讲，发展问题逐步从经济向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扩展。联合国2000年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近年来，国际社会又推出了 “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同舟共济”、“幸福指数”等更具前瞻意义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目标。
        最后，主要国家都把发展列为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0] 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发展提升到与国防、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发展是美国对外政策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之一。[11]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在2010年推出了以“全面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走创新发展之路，确立了外交要为现代化服务的指导思想。[12] 日本政府2009年底提出了面向2020年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以支援企业为中心的政策，将安定的就业作为扩大个人消费的基础，以家庭消费为主致力于扩大内需，开发反映国民“幸福度”的新指标。[13] 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也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程、加强国际协作等积极提升影响力，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南非还明确提出了“发展外交”的战略。[14]
        和平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平发展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平学”与“发展学”之和，而是具有多层次的理论意义。和平发展观首先是时代观，即关于特定时期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科学概括，如把当今时代称之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或“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潮流”的时代。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在重视时代研究和总结方面相当突出，在时代观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如有的学者把当代中国的时代观总结为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等五大方面。[15]
        和平发展观正在打破西方的理论垄断。和平发展观包含的多元共处思维批判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定式和价值观。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尊重世界多元和多样化的现实，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与此相对照的是，美欧等主张在全球推行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美国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时的一意孤行到法英在当前中东变局中对利比亚挑头动武，无一不是以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美欧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它的严重不足，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和平发展观还具有多重战略含义。它既包含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也包含中国应对国际挑战和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国际战略。近些年来，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层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平发展观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扩张的帝国理论，并把所有建设性力量聚集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共同努力。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常用概念，经常出现在国际性文件中。中国正在和各行为体有目标和分步骤地塑造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总体环境，加强全球性和地区性机制建设，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全面发展，共同凝聚和平、发展、合作的共识等。
三、实践检验和理论挑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世界局部形势更加动荡，新挑战不断出现。其一，世界经济恢复乏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挥之不去，能源危机和通胀威胁不时显现。其二，美欧利用北非中东变局加紧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和掀起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波“颜色革命”，跨大西洋联盟试图对利比亚实现武力政权更迭。其三，地震、海啸、核辐射的“三合一”冲击使“日本陷入历史上最大的危机”，[16] 国际社会可能就此进入复合型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期。其四，西方遏制中国的势力和中国某些邻国的忧虑重合，在2010年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华浪潮，声称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不再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是要向世界展示肌肉。最后，中国国内的和平发展也面临许多新课题，如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悖论、维稳和维权的两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平衡、理性政策选择和民粹主义制约等。
        在理论建设上，和平发展也面临着自身完善、国内有效性和国际有效性的挑战。和平发展观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自身的理论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总结中国内政外交的丰富实践和前瞻展望新任务，不断完善和平发展观，并将其融入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增强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在理论建设上对世界所负的历史使命，提出对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趋势的理论，为各国和平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对和平发展观的挑战还来自国内问题有效性方面。和平发展观已经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但今后30年需要在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中与时俱进，特别是对民生、社会管理、现代舆论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夯实和谐社会的内部基础。
        国际有效性构成了对和平发展观的第三方面的挑战。当中国日益强大并举世瞩目之时，和平发展观的世界属性将进一步显现，需要加快同世界主要理论观点进行磨合，需要在应对和破解世界重大问题上体现出指导意义，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认同。为此，中国要从政策着手有效地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从战略高度擘划世界发展的路线图，以理论创新破除西方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垄断，以事实和说说理打破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理论建设是项长期任务，需要提前运筹和确定重点，今后30年有关和平发展观的理论建设的重点是：
        1、以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精神整合和平发展观。展望今后30年，和平发展观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理论创新，形成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百花齐放，并在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基础上整合成新的和平发展观。二是在全球范围内继续维护和平与稳定，防止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影响和冲击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更加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国在今后30年内应当而且可能建构相对完整的和平发展观，其中包括国内稳定、社会和谐、两岸和解、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平衡发展、共同发展、体系重组、机制创新、制度改革、观念共塑、文化共处、理想共生等要素。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需要共同努力，将以上要素整合成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集中、任务更加多元、思想更加多样的完整的和平发展观。
        2、更新和平发展观中的和平理论。展望今后30年的和平理论，它不仅要继续研究和平与战争这一传统课题，而且还要在更广泛的范围中对和平进行新的解读与界定，超越相对于战争的狭义“和平”，在个人、社会、行为体、环境等相互和谐基础上建构广义的“和平”。为此，中国要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丰富和平理论的内涵，如以国家间和平促世界和平、以公正公平促社会和平、以科学发展促生态和平、以思想交融促文明对话等。当然，和平理论在更新过程中还要回答失衡、动荡、战争等诸多问题，准备迎接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挑战。
        3、更新和平发展观中的发展理论。中国对外关系在今后30年中将从“经济为主”的阶段进入“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因此应将和平发展道路和“发展外交”统一起来，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协调发展理论”。所谓“协调发展理论”，是指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潮流的时代，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和安全综合发展时，需要对各自和相互的基础、条件、挑战和目标进行协调，确立相关的战略思维和互动框架。同以往发轫于西方的发展理论相比，“协调发展理论”体现了当代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的时代特点，克服了原有发展理论偏重于经济的单一倾向，超越了当前主流发展理论的西方视角的局限性。
        4、重视和平发展观中的文化元素。和平发展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它必须不断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的养分。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渊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需要在与时俱进中复兴发展，增加和平发展观的民族、历史和哲学元素，并合成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优秀文化。同时，中国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管理的科学理论、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应用理论、以及对非主流文化的包容性等。中国正在同世界各国和多种文明加强互动，中国传统和当代优秀文化需要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全球认同的和平发展观的文化共识。
        5、加强和平发展观中制度保障元素。在和平发展观形成的过程中，制度保障问题曾被提及但被列入中心位置。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今后30年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任务是实现国际体系改革，使之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为此，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需要把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充实南南合作和推进南北合作，需要对国际保障机制进行理论创新，需要在战略上谋划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提出代表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意愿的方向和目标，在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建章立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