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成为指导中国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准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如今的国际局势与6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光辉原则的生命力非但没有任何衰减，反而越发显得生机勃勃，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60年来，这一原则的精神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例如，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多年来，美国凭借冷战结束后一超独大的优越地位，动辄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还在无法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纠集一些国家拼凑所谓的“志愿者联盟”，悍然对其看不顺眼的国家实施“政权更迭”，然而它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国际社会是有目共睹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它对美国的国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美国的当家人对此是心知肚明，但却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因为这完全是自作自受，当初国际社会如此强烈阻止都未能奏效，美国就是霸王硬上弓，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虽然美国早已撤出了伊拉克，但伊拉克局势一天也没有安宁过。如今战火又起，极端武装咄咄逼人，伊拉克政府军连连告急，只能请求美国伸出援手。这次美国该师出有名了，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增援了，但吃够苦头的美国显然不想吃“二遍苦”了，只能象征性地派一点顾问应付一下。态度反差如此之大，实在是非不为也，不能也。当初要是头脑清醒一点，不去蹚这个浑水，今天又何至于出现这样的乱局？这正好也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普遍意义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是中国为国际关系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关系原则体系，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用性，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解决国际争端、弘扬国际公平与正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指导原则，必将继续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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