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起，澳大利亚接过了G20第六年的接力棒。按惯例，2014年1月23日澳新总理托尼•艾伯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其关于本年度G20议程规划的看法。时隔一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于悉尼亮相。G20-2014的大幕已经拉开。
“形势比人强”。无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G20由危机救助向长期治理的转型，G20仍首先是一个问题应对机制，即就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进行“宏观经济协调”。发达国家的量宽政策变动及其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无疑是今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形势”，而用澳财长霍基的话，G20要做三件事：一是加强信息交流，二是为共同的目标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工具，三是备好危机应对措施。第二点恐怕是最难的，刚结束的G20财长会议公报隐晦地指出，新兴国家如果遭遇冲击，那也主要是内因不稳，是薄脑袋瓜被砸中了。因此，西方货币政策变动对某些新兴国家而言，完善防火墙或是更务实的选择。但是，IMF改革继续被美国搁置，年内难有进展，G20应在如何有效调动双边和地区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G20的确并不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做更多的事情，简言之，即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年以来，G20在这方面的议程逐步扩大，已包括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贸易、发展等各类议题，尤其是发展议题内容十分宽泛，包括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等各个方面。刚结束的今年第一次G20财长会议公报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要在未来5年将世界经济增长率比现有政策下预期能实现的增长率提高2%。增长从何而来？澳确定的抓手是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与税收合作，应该说就议程本身而言其与往年相比是延续性大于创新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推进。当我们在谈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时候，世界范围内却悄然兴起基础设施投资热，期待其成为刺激经济复苏的特效药。但知易行难，尤其是在促进私人投资问题上，G20要有所作为仍需绞尽脑汁。贸易议题也是如此，贸易自由化需要超越贸易的政策托底和深层的利益格局调整。税收方面的合作推进难度相对较小，G20成员国或会在不久的将来启动关于税务问题的自动信息交换系统，避税天堂会受到严重冲击。此外，金融监管一直是G20的重点议题，但澳官员和专家提出其是否矫枉过正、金融稳定理事会是否权力过大、如何使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等问题，是值得肯定的理性思考。
总体而言，G20动作很多，市场却显得波澜不惊，与美联储的谨言慎行却总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影响无法相提并论。但是，G20只是调解者，其若无力促成协议，亦不应承担主角的连带责任。
每年的峰会主办国除了提供会场和协调会务，亦可利用地主之宜发挥影响。澳大利亚这个经济结构独特、地理位置遥远的发达国家作为今年的G20东道主，或许会留下以下两方面的烙印。一是国内财政状况收紧、保守政府上台及对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奉行。2013年9月澳国内刚刚完成政府更替，右翼政党领袖托尼•艾伯特当选新一任总理，在国内推行自由贸易和缩减公共开支，并致力以其自身行动示范G20。艾伯特总理在达沃斯演讲时提出，“危机根本没有改变任何经济学的基本法则”，G20应大力促进自由经济，追求务实、高效，最后的公报不超过3页纸。
另一是澳奉行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包括处理好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值得注意的是，G20的诞生推动了新兴国家合作，BRICS成为与G7并行的两大阵营，这一背景下，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寻求在联合国以及G20框架下加强合作。2010年韩国主办G20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G20的领导力不足，澳如今亦表示要由边缘走向中心，发挥其“不偏不倚”的中间作用。但与韩国不同，澳将是在约束公共开支的情况下，致力为G20留下运作高效和成果务实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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