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曲折、代价——日本城镇化建设启示录
2013-12-09
除了城市国家新加坡，日本可以说是亚洲各国中城镇化率最高的国家了。其城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与产业结构升级同步
日本的城镇化始于明治维新。在1920年进行第一次国势调查时，日本城镇化率仅为18%，到1945年二战战败时也只有28%，明显低于欧美各国。
日本的城镇化与其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高度同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产业结构由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的趋势特别明显。在太平洋沿岸地带出现若干大型钢铁、化工企业的集聚地，形成了被称为“城下町”的新型城市。从1950年起，日本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72年即达72%，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城镇化步伐一度放慢，但从90年代起，第三产业成为日本城镇化建设的新动力，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传统工业城市华丽转身为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也再次驶上了“快车道”。据统计，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高达91.3%，远远超过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
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战后，为尽快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城市功能，日本政府陆续颁布了 《建筑基本法》、《土地区划整理法》和《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等法律，推动建筑业的发展，为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缓解居住难题。随后，日本政府又在1962年、1969年、1977年、1989年和 1998年先后实施了五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投入大笔资金进行道路、港湾、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力的城市群。如今，日本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或中小城镇。高度的城镇化使日本国民能享受到高度发达的公共服务、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力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正因如此，战后日本城镇化建设的经验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留下不少深刻教训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日本城镇化的历程，其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有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是由于环境破坏引起的公害问题。这是日本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付出的最大代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各地竞相兴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大型企业，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最典型的如熊本县水俣市的 “水俣病”、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等等。日本的公害申诉案件从1967年的2.8万起骤增至1972年的8.8万起，平均每年递增26%。 1970年是日本顺利举行大阪世博会的一年，也是公害问题达到巅峰的一年。这一年5月，东京都新宿区居民在体检时发现血液中铅含量严重超标；两个月后杉并区又发现了首例光化学烟雾的受害者……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当时的佐藤内阁成立了 “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国会修订和重新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14项法律。翌年4月，日本政府将各有关省厅的部局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环境厅，负责监督和推动有关环境法律的实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日本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的放射线污染依然是困扰日本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
其次，人口和产业过度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疏密失衡现象。日本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大城市为主导的道路。东京、名古屋和大阪这三大城市圈的总面积仅占全国的14.4%，却吸纳了全国50%的人口。大城市的急剧膨胀导致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等各种弊端。农村地区则因年轻人不断流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等问题。1970年的调查表明，全国有 1084个市町村属于人口密度骤降的过疏化地区，这些市町村的总面积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人口却只占9%。近30年来，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过疏化对策，例如在农村和林区兴建公共设施、鼓励企业向过疏化地区转移。如今，日本的高等级公路已覆盖全国，包括所有的过疏化地区。一些偏僻的山村还由政府出资盖起了美轮美奂的体育馆和国民度假村，但仍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人口和经济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更加突出。连关西的大阪、神户城市圈也出现了被形容为“地壳下沉”的颓势。目前，日本全国资产总额超过10亿日元的公司中约51%在东京都设立总部，东京都的GDP占到日本全国的31%。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除东京都外均需中央政府补贴财政。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统计显示，2010年度反映人均居民收入地区差距扩大的“变动系数”虽已连续5年呈现下降，但仍处于13.5%的高位。东京都的人均年收入达430.6万日元（约合25.8万元人民币），位居全国之首；冲绳县则以人均202.5万日元 （约合12.1万元人民币）忝居榜尾。不少市町村由于经济凋敝，税收萎缩，已濒于破产边缘。北海道的夕张市由于当地煤矿相继关闭，市财政负债额高达632亿日元，甚至被迫变卖政府办公楼抵债，开创了地方自治体破产的先例。
第三，城镇化引起的土地投机现象。日本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土地不会贬值”的所谓“土地神话”。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量游资进入土地市场，购得的土地又被抵押给银行，所得的贷款再用来购买土地，导致地价扶摇直上。据日本国土厅统计，东京都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从1980年的100，暴涨为1985年的120.1、1988年的334.2。 1990年，仅东京都23个区的地价总额就可以买下美国全国的土地。地价上涨又与股价攀升交互作用，形成典型的“泡沫经济”。从1991年起，“泡沫经济”开始破裂。此后，日本土地价格连续 11年持续下跌。东京都的商业地价跌至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2002年，日本有28家上市公司倒闭，创战后上市企业倒闭的最高纪录，其中三分之一是因涉足房地产业而遭难。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出现 “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土地投机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一段极其深刻的教训。
与产业结构升级同步
日本的城镇化始于明治维新。在1920年进行第一次国势调查时，日本城镇化率仅为18%，到1945年二战战败时也只有28%，明显低于欧美各国。
日本的城镇化与其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高度同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产业结构由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的趋势特别明显。在太平洋沿岸地带出现若干大型钢铁、化工企业的集聚地，形成了被称为“城下町”的新型城市。从1950年起，日本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72年即达72%，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城镇化步伐一度放慢，但从90年代起，第三产业成为日本城镇化建设的新动力，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传统工业城市华丽转身为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也再次驶上了“快车道”。据统计，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高达91.3%，远远超过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
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战后，为尽快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城市功能，日本政府陆续颁布了 《建筑基本法》、《土地区划整理法》和《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等法律，推动建筑业的发展，为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缓解居住难题。随后，日本政府又在1962年、1969年、1977年、1989年和 1998年先后实施了五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投入大笔资金进行道路、港湾、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力的城市群。如今，日本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或中小城镇。高度的城镇化使日本国民能享受到高度发达的公共服务、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力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正因如此，战后日本城镇化建设的经验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留下不少深刻教训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日本城镇化的历程，其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有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是由于环境破坏引起的公害问题。这是日本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付出的最大代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各地竞相兴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大型企业，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最典型的如熊本县水俣市的 “水俣病”、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等等。日本的公害申诉案件从1967年的2.8万起骤增至1972年的8.8万起，平均每年递增26%。 1970年是日本顺利举行大阪世博会的一年，也是公害问题达到巅峰的一年。这一年5月，东京都新宿区居民在体检时发现血液中铅含量严重超标；两个月后杉并区又发现了首例光化学烟雾的受害者……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当时的佐藤内阁成立了 “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国会修订和重新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14项法律。翌年4月，日本政府将各有关省厅的部局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环境厅，负责监督和推动有关环境法律的实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日本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的放射线污染依然是困扰日本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
其次，人口和产业过度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疏密失衡现象。日本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大城市为主导的道路。东京、名古屋和大阪这三大城市圈的总面积仅占全国的14.4%，却吸纳了全国50%的人口。大城市的急剧膨胀导致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等各种弊端。农村地区则因年轻人不断流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等问题。1970年的调查表明，全国有 1084个市町村属于人口密度骤降的过疏化地区，这些市町村的总面积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人口却只占9%。近30年来，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过疏化对策，例如在农村和林区兴建公共设施、鼓励企业向过疏化地区转移。如今，日本的高等级公路已覆盖全国，包括所有的过疏化地区。一些偏僻的山村还由政府出资盖起了美轮美奂的体育馆和国民度假村，但仍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人口和经济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更加突出。连关西的大阪、神户城市圈也出现了被形容为“地壳下沉”的颓势。目前，日本全国资产总额超过10亿日元的公司中约51%在东京都设立总部，东京都的GDP占到日本全国的31%。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除东京都外均需中央政府补贴财政。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统计显示，2010年度反映人均居民收入地区差距扩大的“变动系数”虽已连续5年呈现下降，但仍处于13.5%的高位。东京都的人均年收入达430.6万日元（约合25.8万元人民币），位居全国之首；冲绳县则以人均202.5万日元 （约合12.1万元人民币）忝居榜尾。不少市町村由于经济凋敝，税收萎缩，已濒于破产边缘。北海道的夕张市由于当地煤矿相继关闭，市财政负债额高达632亿日元，甚至被迫变卖政府办公楼抵债，开创了地方自治体破产的先例。
第三，城镇化引起的土地投机现象。日本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土地不会贬值”的所谓“土地神话”。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量游资进入土地市场，购得的土地又被抵押给银行，所得的贷款再用来购买土地，导致地价扶摇直上。据日本国土厅统计，东京都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从1980年的100，暴涨为1985年的120.1、1988年的334.2。 1990年，仅东京都23个区的地价总额就可以买下美国全国的土地。地价上涨又与股价攀升交互作用，形成典型的“泡沫经济”。从1991年起，“泡沫经济”开始破裂。此后，日本土地价格连续 11年持续下跌。东京都的商业地价跌至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2002年，日本有28家上市公司倒闭，创战后上市企业倒闭的最高纪录，其中三分之一是因涉足房地产业而遭难。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出现 “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土地投机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一段极其深刻的教训。
文献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