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即残余的冷战结构、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因此，是否具备同时处理三类不同属性的安全问题的能力，就成为评估和判断未来安全架构有效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标准。由于亚太各国在冲突根源、理论准备、核心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必然导致在安...[Details]

由于亚洲各国的多元性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对亚洲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协调各种安全机制间的关系，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全地区性的安全架构。当前亚洲安全架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抗型的同盟机制较多，而防御型的集体安全机制缺乏；安全机制与安全问题不够匹配，使得安全机制“冗余”与“赤字”同时存在；主要安全机制及大国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不能有效解决中美这一对新老大国的结构性矛盾。...[Details]

2010年之后，亚太安全领域进入了动荡变革的新时期，传统安全热点问题升温，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地区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能够应对现实安全挑战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已经成为地区国家的普遍共识。然而，由于亚太地区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亚太各国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的理解和设计方面所存在的明显分歧，使得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前景变得极不明朗。安全模式建设呈现多元格局...[Details]

（观察者网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访谈本院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邵育群）中美战略对话，美国也曾“矫情”过观察者网：继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之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开启，如何分析其意义？邵育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多年进行以来，不断积累，这个积累过程恰是中国往全球大国逐步发展的关键几年，也是中美关系从双边走向全球的过程。第一轮对话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但当中方同意后，美方又有些“矫情”...[Details]

In late October 2013,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ld a conference of Diplomatic Work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Beijing, where it unveiled new priorities under its New Neigh...[Details]

东南亚是一个自然灾害事件频发，但各国应对能力相当有限的地区。近年来，东盟专门关于和设计促进地区灾害救援合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建立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多边机制，开展了相当多的项目与活动，并加强了和国际组织、对话伙伴与成员国的政策协调，在灾害救援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从实际的灾害救援行动和效果来看，虽然机制建设得到了加强，但东盟在热带风暴纳尔吉斯灾后救援的协调作用远远大于其在台风...[Details]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正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大国日益重视非洲，另一方面是国别、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规划意识上升。地区层面，非洲“2063年愿景”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的重要重叠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战略聚焦；全球层面，中国参与2015年后议程的执行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对包括中非合作在内的中国外交有着结构性影响。有关非洲的地区和全球性发展战略规划的相互重叠与冲...[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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