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所有上海国研院人再熟悉不过的两张照片，它们就挂在院办公大楼的墙上。画面中和基辛格博士热烈致意的就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李储文同志。

        时光穿越到1983年的今天（3月30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改院）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南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际所第一次举办国际研讨会。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拨冗出席了会议并致辞。如非亲身经历，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这场高规格国际研讨会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由来和波折，这都离不开前所长李储文同志。

(图为南北关系研讨会的中英文议程方案)

        在时隔35年后的今天，这些泛黄的会议材料诉说着那个通讯不发达、国研所恢复建所不久之后的艰难岁月，更让我们深切怀念促成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前所长李储文同志（1918-2018），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将上海国研所首次推向世界，并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给与指导和关心。

        李储文同志的传奇经历和突出贡献已广为人知，但对于上研院人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意义。他于1978年6月至1981年2月担任上海国研所所长，1988年之后又长期担任名誉所长，国研院的成长离不开老所长多年的关心和耕耘。

        在此，我们登载上海国研院50周年院庆丛书《风雨五十年》中李储文同志口述关于这段往事的回忆。

国际所首次走向世界

（口述记录）

        我主持工作主要是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时期。

        国际所成立之初是一个内部机构，对外保密。那时候的所址在延安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一条弄堂里，没有挂牌。我到外办以后，根据当时中央的精神，认为国际所也应该开放。所以1980年前后，我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访问了德国。我在德国的大会小会上介绍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况，双方还表示了合作的愿望。但因社会民主党认为作为一个政党跟智库合作不太方便，因此推荐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跟国际所合作，并表示该基金会希望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我当时回应说这个事情很好，等我回国后予以安排。虽是如此回答，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底，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让一个外国机构，尤其是社民党的一个机构在中国国内设立办事处，简直是一件让人惊骇的事情。所以我就先答应下来，回国后再向领导汇报。由于此事涉及与外国政党的关系，因此我与中联部取得了联系。我的几个好朋友如吴学谦等那时在中联部，我就向他们汇报了此事。他们思想都很开放，很快同意了国际所与艾伯特基金会的合作。这是国际所很大的改变，原先作为保密单位的智库，第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打开了面向国外的大门。当时我还主张，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我们应该每年举办有外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同时我们也应该派人出去参加外国举办的类似会议。我在任的时候，德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被邀请到上海参加过研讨会。我们也有很多人出去。总体而言，我们的同志出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好处的。

        国际所在成立35周年的时候，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北京的一些学者参加，如杨成绪等人。我们不仅要对国外开放，对国内也要开放。

        国际所是1960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我不在外事部门工作，而是在宗教界，所以具体情况不是特别清楚。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很严峻的。不仅美国与中国对立，对我实施遏制政策，苏联与中国也从论战发展到冲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争斗又妥协，对中国则采取了挤压和挑衅政策。那个时候毛主席就请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陈毅担任召集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周总理提出，我们要研究国际问题。周总理亲自提出并批准，1960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纪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时候，回想一下这样一个背景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是以我国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

        以上口述记录中提到的与艾伯特基金会联系，从李储文同志1981年出访联邦德国前就已开始与基金会进行频繁的通信，一直到1983年双方第一次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的近两年时间内，前后共有近30封信函商讨会议如何举行以及未来的学术交流等合作。

(图为李储文同志给德方信函的中文手稿)

(图为艾伯特基金会负责人来信)

        同时，李储文同志牵头向领导部门请示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的相关事宜，最终1984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此事具有里程碑意义。

（图为1984年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回首往事，上海国研院以李储文同志这位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为荣，更会铭记德高望重的前辈。谨以此文表达上海国研院全体人员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