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国际问题研究”研讨会
会  议  综  述
 

2015年6月1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举办“‘互联网+’与国际问题研究”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杨洁勉作研究导论，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我院的1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研讨会主要围绕“互联网+”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叙事、时代特征及中国外交等的相互关系展开讨论，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互联网+”与时代特征
 

 

尽管有学者认为，现在谈论“互联网+”时代还早了些，但学者们仍认为出现了诸多新的趋势，可能对整个国际体系乃至更大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推动时代特征的转变。
有关专家认为，“互联网+”对时代发展的最大推动可能在于，它可能导致一种类似工业革命的效应，使整个人类生活的核心基础得以替换和提升。其国内影响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方式、衡量标准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又会导致各种制度安排的连锁性变革。其国际影响则是，和平、发展、合作等时代潮流的互动、其相互关联的方式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跨界思维与跨界分析方法将推动整个人类思维模式的更新。
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冲击下的人类社会结构将从传统的层级制向着网络化发展。在网络社会中，强联系与弱联系的区分日渐模糊，整个社会出现匀质化特征；同时，整个社会的交往稠密度大大上升，社会结构间的断层逐渐消失；动员社会力量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传统的血缘、业缘等，趣缘将是社会网络的核心黏合剂；网络社会中的行为后果也将更为复杂，线性行为、线性思维已经难适用。推动从传统层级社会迈向网络社会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两个，即信息革命和交通革命。
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整体性的国家战略，而不是类似德国工业4.0这样的行业性战略，需要系统、全面地考虑移动网络、大数据、云储存、云计算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后果。“互联网+”本身可能变成一种加速器和倍增器，导致的后果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思想流、数据流等的重大变化，整个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大大加深。主权国家仍能保持主导地位，但其掌控能力可能遭到削弱，同时政策反应速度必须大大加快，必须首先实现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然后再从虚拟空间到物理空间的能力转换。
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际关系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每个人都是叙事者，而每个叙事者的叙事本身也不再受既有时空限制，其叙事受众群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而来的，“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变化，或许是思想流的变化。
 

 

与会专家认为，“互联网+”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研究的技术手段、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的重大变化，但首先是对国际关系中的诸多基本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空间观念，使国际关系从传统的有形空间延伸到新兴的无形空间，从而使国家间权力结构从有形的物理性结构转变为一种有形加无形的复合结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在物理空间的有形博弈与虚拟空间的无形博弈，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崭新问题，既有理论既不能反映新的现实，更不能解释新的格局。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指出，“互联网+”时代的权势分布仍然非常不均，数据主权的重要性将持续上升。
有关学者也指出，“互联网+”也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观念有重塑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或实力，主要指一国的经济、科技、国防、文化等有形实力。现在，互联网本身也成为国家重要实力来源，美国是战后最早开发互联网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逐渐转向依赖无形的网络性实力；美国当前的实力变化，与其说是衰落，还不如说是转移，即从传统的物质实力转向基于大数据的“治脑权”。未来的权势斗争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地理占领，而在于抢占无所不在的网络空间。这使国家利益的边界也大大拓展，未来的战争更多基于互联网平台。这样，“互联网+”也使传统的地缘政治日渐消退，传统的前线与后方、战略纵深等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实质意义。
国家主权的范围在“互联网+”时代也有了无限延展的可能。胡健认为，“互联网+”可使国家主权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有形的主权空间的特征是封闭性和有限性，而“互联网+”下的主权空间则以开放性、无限性为特征。“互联网+”下的主权空间不取决于物理因素，而取决于头脑和视野。因为担心自身处于弱势而实话保护或孤立措施，仅意味着主动放弃更多的主权空间，意味着进一步落后。
但“互联网+”也带来了诸多的理论问题。有关学者认为，主权的延展特别是在虚拟空间的延展，将提出虚拟主权如何保护的问题，传统的军事手段已经不再适用，新的手段急待发现。
 
 
 

三、“互联网+”与中国外交
 

 

有关学者认为，通过与现实空间的结合，“互联网+”从一种行为性因素上升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外交的环境产生了重大改造和重塑。同时，“互联网+”也从技术上改变了外交决策过程、情报分析、政策传输路径、外交手段及外交反馈等。“互联网+”对外交来说影响最深的领域是公共外交。“互联网+”使公共外交真正进入公众的中介节点大大减少，从而也推动了公共外交的途径从传统走向现代，推动公共外交的目标结构的调整。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强化在目标国的前沿存在，强调公共外交的真情和实情，强化公共外交传播能力的能力建设，并强调公共外交的多向互动和多方联动，提高公共外交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参与度。
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是个中国概念，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相互拥抱，在每个行业都催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外交调研而言，既有的技术条件、后方支持等的确使得大数据调研比较难以实现，但的确应当强化这一能力建设。大数据调研和大数据预测强调全样本、复杂性和“是什么”，而非传统的强调随机样本、精确性和“为什么”，其技术条件容易实现，但其基础模型建构需要智库和研究机构的更大贡献。
有关学者指出，“互联网+”事实上将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等创新性地结合起来，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鼓励多种方法的融合应用，最关键的是理念的转变。
有关学者指出，“互联网+”对中国外交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外交智库的基本资源正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模式下培养的人才可能面临重大冲击，有关外交和国际问题的信息和数据采集、分析和传播都正发生革命性变化，研究方法中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平衡可能改变，对海量数据的专业分析、战略分析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四、“互联网+”与咨政建言
 

 

有关学者指出，“互联网+”对外交咨政建言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专业解构与专业重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优势难以维持，网络评论、网络课程等可能冲击传统专业结构；二是专业传播与专业影响，专业论文的受众越来越小，传统专业团体的专业信息垄断、专业话语垄断地位消失，网络大V、媒体学者正日益增多；三是专业思维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人与工具的相互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到底是先有定性还是先有定量，如何看到“互联网+”时代国际问题研究和咨政建言的变与不变。
有关学者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不能丧失人对技术的主导。对“互联网+”时代的咨政建言来说，既要有“互联网+国际问题研究”的正向思维，也要有国际关系研究拥抱“互联网+”的逆向思维，更要有多向思维，超越狭义的国际问题研究，超越中国中心论，超越美国和西方中心论。
与会学者对此表示共鸣。有关学者指出，对“互联网+”下的概念重组、重构的方向一定要把握准，不能被技术带着走，信息及技术必须受历史思维、哲学思维的指导，要讲学术伦理，引领整个人类发展的伦理取向。